大时代里的个人阅读

　　大时代里的个人阅读

　　本刊记者 刘 阳

　　多年之后，当我出差到北方某城，眼前的街心广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冬日里高大的塑料棕榈树和椰树还在勉强摇曳，忽然重温到一种热情：上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对于南方的热情，在广场上以露天盆景的样式被保留下来。

　　那份热情，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高点，建设市场经济正式成为执政党的政策目标。作为高中生的我，朦胧中被两个词语的气场所吸引：“经济”、“南方”，仿佛其间蕴有一种魔力。南下！在南方四个经济特区里唯一一所重点高校的经济学院，我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真正有自由和质量的阅读，也同时开始。

　　大学间

　　《海子、骆一禾作品集》与《以梦为马》分别是1992年前后出版的两本诗集，以诗歌作为本文提及的第一种文体，似乎过于私人化。我的辩解是：如果一个人的青春不能与诗歌发生关联，那么终其一生可能都不会发生这种联系了。迅速进入课本的南巡讲话被唱进《春天的故事》，1992年一年间骤起骤降的股市成为致富欲望的指数，如果说当时的人们并不确定，那么事后回顾，中国的确走进了“一个新时代”，而诗人的命运为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另外一出开场白。

　　以海子与骆一禾之死开启的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诗人主动缺席的时代，好像另一个世界里有一场聚会已经发出了邀请。大众为经济欢呼的时候，成批的诗人选择以自杀的激烈方式离开——这种解读似乎陷入了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但在某个瞬间，敏感的诗人或许真地感觉到，世俗化的大潮方兴未艾，茫无际涯，洲岸之上不辨牛马，而缪斯发出了新的命令：面对泥沙俱下的生活，无论先知还是才子，都要先备好一副坚韧的好胃口；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进入21世纪，说到自杀，人们马上想到的是抑郁症，而不是诗人。专业化与技术化已经完成了对人们生活各领域的分工承包。

　　等到我进入大学的时候，一切仿佛都平静了，鹭岛的夜，涛声依旧，诗册之间，麦浪翻滚。然而每年初夏都有那么几天，校园气氛真实而肃然，刚好在那时读了《城堡》，忽然领悟到卡夫卡传递的那份体制与权力冷冰冰、沁入骨髓的手感；它是否抚摸你并不重要，但你知道它在。

　　另两个在90年代初已经完成主要作品并暗示了时代调性的人，一个是张承志，一个是王朔。1991年完成《心灵史》后，张承志放弃了小说，转而在更直抒胸臆 的散文创作中宣告当代汉语文化资源对理想与信仰支撑的乏力；王的小说显露出世俗智慧对陈腐价值观和话语体系最高级的反叛方式就是戏仿与反讽，在彻底的解构面前一切平等，王朔以此实现了中国人几千年都没能达成的平等理想。

　　1994年与1995年，各有一本书应该提及，贵州人民出版社的《顾准文集》和三联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虽然要等到3年后我才读到它们。前一本让我就近看到，思想可以多早领先于一个时代，在拥有理想甚至实现理想之后，除了“继续革命”，人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普遍蒙昧普遍禁锢的年代，只有思想的尊严才能照亮人。后一本，其实是一个时期以来，知识分子以怀旧为载体表露微词的写作方式的体现，这一点上它与2004年的《往事并不如烟》并无不同，两者气质上的区别要等到《伶人往事》时才凸显出来：梨园掌故之中时时透出权力剧变中跌落者的失落与怨懑。其实普通读者对回忆者的身份是谁并不在意，他们感兴趣的是还原权力斗争的真实场景，是否像清宫剧里演的那样。

　　4年里，专业范围内，《审计案例与分析》挽留了我对专业仅存的好感，也让我对后来所谓“审计风暴”的功效产生了免疫力。我的老师们很清楚政治与经济的区别，他们在市场经济缔造的公司之间如鱼得水，却没有一个投身国家的审计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