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

　　专访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

　　从本雅明的19世纪巴黎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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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旭东俨然是本雅明的中国代言人。由他翻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90年代先锋知识分子的“识字课本”。

　　文/河西

　　现任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的张旭东，才40岁出头，但看起来更年轻。11月，记者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新逸夫楼里见到了来沪讲课的张旭东。和张旭东的对话从那本让他暴得大名的译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以下简称《发》)开始。

　　1982年，张旭东考入北大中文系，大四开始翻译本雅明的作品。“当时，刘小枫(时任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副主编)向我推荐了本雅明的《发》。之前，我已翻译了海德格尔的《诗人何为？》和《世界图像的时代》。刘小枫说《发》特别值得翻译。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把《发》读完”。

　　1985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到北大讲课。张旭东就《发》的翻译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向杰姆逊请教，杰姆逊特别吃惊，因为本雅明在美国是一个前沿的热点，没想到一个中国本科生已经在翻译这本书了。杰姆逊当即向张旭东发出邀请，问他是否愿意去美国跟他读博士。张旭东婉言谢绝了，因为那时他刚谈起恋爱，而且国内的文化思潮如火如荼，他在国内也算得上是半个文学青年、半个业余哲学家。4年后，当张旭东改变主意，萌发去美国读书的想法后，他写信给杰姆逊。杰姆逊回信说，当然欢迎。于是，张旭东远涉重洋，开始了全新的求索之路。

　　B=《外滩画报》

　　Z=张旭东

　　译《拱廊计划》是大工程

　　B：你对本雅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的？

　　Z：大四前，我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对本雅明有所了解。80年代文化热中非常热的一点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们与当时的热点讨论话题，如异化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都有关联。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波德莱尔等等西方现代派文学，刚好是当时文学青年们最感兴趣的。怎么批评、理解、阐释现代派文艺在审美和技巧上对我们的震动，以及他们生存意义上的困境，读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容易读懂。当时我们喜欢阿多尔诺、布洛赫、本雅明、马尔库塞。其中，本雅明和阿多尔诺可能是最偏文学的。和具有哲学家一面的阿多尔诺相比，本雅明更为文学化。本雅明不会去研究黑格尔这样的纯粹哲学问题，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文化评论家、文学史家、自由撰稿人。

　　B：现在，《拱廊计划》这本书的翻译进程怎么样了？

　　Z：《拱廊计划》是本雅明的读书笔记和资料汇编，有1000多页。翻译它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我和几个博士生正在美国翻译。

　　华东师大中文系和纽约大学东亚系合办的暑期研讨班，就是以这本书为核心读本，讨论大都会的文化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基本方法、基本概念，从19世纪的巴黎出发来审视21世纪的上海。虽然年代相隔得久远，但有些方法是可以借鉴的，比如我们现在处于商品时代，应该如何看待商品？商品对生活空间有怎样的影响？在资本和商品所构造出的这个越来越密不透风的物质世界里，我们回到本雅明的19世纪巴黎，从头探究。

　　都市化与现代性

　　B：本雅明所感受到的震惊首先是感官的震惊，你认为这种震惊和都市化的进程有何关联？

　　Z：这当然很有关。在农村或在传统的世界中，生活都是连续的。经验组织在传统规范之中，一切都是规律性的，有章可循的。大都会里的是陌生人，面对的是陌生人大量的聚集，这里就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工业文明给你带来物质上的震惊、陌生感、自然的退却和消失、速度的加快、空间的压缩。

　　震惊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信息过量，是一种伤害，造成视觉、听觉等感官乃至身体和心灵的伤害。这种伤害淤积后无法排遣，就会变成病灶，抑郁症、精神分裂、异化⋯⋯所有问题应运而生。这本书是从意识层面—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从生产出发—研究我们被我们的文明塑造成了什么样的人。在后现代条件下，这一切都已完成，但在本雅明的巴黎，还都是源头。

　　B：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分析纳粹大屠杀的起源，认为现代社会将人变成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正是现代社会将现代文明推向了大屠杀的深渊，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

　　Z：对，欧洲人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以及极权政治下的苦难，都与理性、征服、控制、人与自然的分离等等现代性的基本概念有关。人把自然视作一个掠夺的对象，进而把人类作为工具，近代工业文明就会变成杀人的魔咒。这是本雅明这代人特别沉痛地感受到的：灾难为什么成了常态？为什么人们会去接受它，认为它是正常的？对于他们来说，美国和苏联都不是希望。所以本雅明回过头去研究，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

　　应承认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必然性

　　B：面对本雅明眼中这个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虚无的时代，你觉得还有解决的途径吗？

　　Z：现在来谈解决还为时过早，但我觉得至少人们应该有反思的意识。这就跟鲁迅说的一样：铁屋里的人在昏睡，有几个人醒过来了，可是铁屋子无法打碎。那么你是叫醒他们呢，还是继续昏睡下去？本雅明和鲁迅都谈到了一个觉醒的问题，如何在这个商品拜物教的时代觉醒，这是第一步。

　　至于改造，也不是没有人尝试过。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最血腥最暴力最激进，也最理想主义，很多实验都失败了，但我们就做顺民了吗？人生活在假象中是很幸福的，而生活中、现实中却必须承受丑恶、痛苦和残酷。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告知他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马克思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资本、剥削、阶级压迫，将我们从物质的假象中剥离出来，重新审视这个物欲的现实。但如果大家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被商品和资本训练得只喜欢娱乐，像《读书》这样的杂志稍微严肃一点就受不了，那要求他们去了解和理解我们生活的真实现状，就不太可能了。教育也许能打开商品统治的一个缺口，培养他们阅读和批判的兴趣，这样才可能谈得上日后的解决途径。

　　B：大都会是一个流动人口的中转站，本雅明的行文风格也是游移不定的，充满诗意因而是梦幻般的，你觉得他的文风是否也是现代性的产物？

　　Z：因为他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梦幻世界。他必须用梦幻世界本身的语言来说话，他不是医生来诊断病人，而是病人自己想从梦中醒过来，这个病人被麻醉了，但还是有可能帮助他以一种马克思或者本雅明的方式来思考。本雅明非常强调辩证法的意象就是梦的意象—你要从梦中醒来看自己的梦。这就有点像马克思说的，假设暴力最激进，也最理想主义，很多实验都失败了，但我们就做顺民了吗？人生活在假象中是很幸福的，而生活中、现实中却必须承受丑恶、痛苦和残酷。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告知他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马克思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资本、剥削、阶级压迫，将我们从物质的假象中剥离出来，重新审视这个物欲的现实。但如果大家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被商品和资本训练得只喜欢娱乐，像《读书》这样的杂志稍微严肃一点就受不了，那要求他们去了解和理解我们生活的真实现状，就不太可能了。教育也许能打开商品统治的一个缺口，培养他们阅读和批判的兴趣，这样才可能谈得上日后的解决途径。

　　B：大都会是一个流动人口的中转站，本雅明的行文风格也是游移不定的，充满诗意因而是梦幻般的，你觉得他的文风是否也是现代性的产物？

　　Z：因为他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梦幻世界。他必须用梦幻世界本身的语言来说话，他不是医生来诊断病人，而是病人自己想从梦中醒过来，这个病人被麻醉了，但还是有可能帮助他以一种马克思或者本雅明的方式来思考。本雅明非常强调辩证法的意象就是梦的意象—你要从梦中醒来看自己的梦。这就有点像马克思说的，假设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更合理、更理性、更回归自然同时又先进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可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抛弃掉，回到原始共产主义世界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极致，它自己克服自身的缺点—当然也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把生产、技术、人的创造性都发挥出来，才能进入一个理想化的世界。

　　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都应该承认。现在是革命的一个退潮期，以后可能不一定是以暴力革命的形式，也可能仍然以暴力革命的形式，都不明朗。革命对我们这代人的意义是什么？无非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大众参与的方式，剧烈地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很多人提出来，渐进式行不行？改良行不行？因为革命的代价确实很大。当然革命客观上是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革命的意义我们当然要认识，但革命的条件更需要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