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棒棒的苦乐年华(图)

　　图为万州长江边的棒棒挑沙上岸，余辉映衬下的棒棒留下了劳动最美丽的背影。据《时代信报》

　　“棒棒军”是重庆的一道独特风景。

　　棒棒是啥？通俗的说法，就是农民工在重庆的代称。有人这样形容他们——“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棒棒的产生，源于重庆的特殊地形和港口经济，整个城区依山而建，出门就爬坡，下船即上坎，搬运东西成为难题。重庆市民于是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到买家具、电器，小到买几斤肉，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叫一声"棒棒"，即有人应声而到。”

　　重庆的棒棒到底有多少？官方保守的估计是三四十万。庞大的人群，相同的装扮和职能，俨然一支专业部队，于是人们给他们起了一个形象的名称——“山城棒棒军”。“棒棒”的产生源于何时已经无法去做精确的考证。反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流动人口被称为“盲流”的时候就有了。

　　如同全国数以亿计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样，他们不是城里人，却在城市中谋生，在城市中追寻着自己的梦想。改革开放30年，他们和城里人一样，见证着社会的进步，承受着转型的阵痛，同时也在艰难地缩短着和城市的距离。

　　“棒棒军”正在减少？

　　清晨的重庆朝天门码头。

　　7点，天空刚刚泛白，王光明就出了“家门”，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肩扛着竹棒向朝天门二号码头走去。虽然只有33岁，可他来重庆当棒棒已经有15年了。15年艰辛的棒棒生活，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整洁的衣装和匀称的脸庞，透露着一个年轻棒棒的青春活力。

　　谈起当年刚当棒棒时的感受，王光明觉得那时比现在“生意好做”，因为那时的重庆，公路铁路运输不发达，长江航运是重庆客流物流的重要方式。人多货多，生意自然兴隆。当了4年棒棒后，他攒了8千块钱，便回家盖了新房讨了老婆。如今，他已经有了两个娃儿，女娃9岁，男娃8岁，都在重庆城里上小学。

　　王光明一家现在住在港务局的老楼房里，和另外两户来打工的人家一起合租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每户每月350块钱的房租。尽管是合租，生活不方便，房子也老旧，但王光明很满足，用他的话说“比当年睡大通铺和桥洞子强多了”。

　　从涪陵来的小货船靠岸了，王光明麻利地跳上船，挑上两大箩筐火锅食料，上了100多级台阶，走了1里多山路，把货送到了要货的火锅店。这一担生意的报酬是6块钱。这之后的上午，王光明等了一个多小时再没有接到一个活儿。

　　这几年，随着重庆多条高速公路的开通，铁路提速了，飞机航班也多了，通过水运的人流物流明显减少，他感到在码头等活儿越来越难了。这两年，他基本上都是一个月挣千把块钱，加上他老婆在宾馆做保洁员的每月500元，全家一年下来就是一万多点。而他两个上学的娃儿每人每学期都要交800元的“赞助费”，再加上学杂费等，每年开支都要六七千。

　　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王光明目前还没有回老家的打算，在城市里小孩受教育好些。还有他觉得自己现在回老家不入俗，又算不得城里人，日子过得“不上不下”挺难受。

　　和棒棒们聊天，他们都觉得这几年城里的服务业越来越发达，商场、公司等都有了送货上门服务，棒棒的活儿越来越少，当棒棒的也越来越少了，比如原先城里还有一些女棒棒，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棒棒军”是否真的正在减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加以证明。但我想，这肯定是一个大趋势，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和结果。也许再过若干年，“棒棒军”就真的消失了，变成人们的一个历史记忆。

　　棒棒的痛并快乐

　　见到张七林是在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街道的阳光公寓里。

　　张七林今年54岁，1985年就到重庆当棒棒，一干就是18年，再后来在新世界大厦做保洁员。

　　占地1400多平米的阳光公寓是南岸区区委区政府专门为农民工修建的，原先这里是一家工厂的库房。除了32间20平米的农民工宿舍外，公寓里还有公用的厨房、饭厅、卫生间、晒衣间、阅览室。这里住的都是在附近打工的农民工，自带铺盖，住宿费每人每天1块钱，水电气每人每月16块。因为价格便宜，环境舒适，这里成为农民工在城里居住的首选。

　　张七林当棒棒揽的第一个活儿是给一家火锅店送货。在挑着将近100公斤的货物上码头时，身材瘦弱的他支撑不住，摔了一跤，滚下了几十级台阶，摔得鼻青脸肿，还挨老板呵斥。张七林委屈得两天没去揽活，甚至一度想回老家去。但回老家又能怎么样？生存的压力最终逼迫他留了下来。

　　张七林高中毕业，是公寓里157个农民工中文化水平最高者之一，酷爱读书和写诗。以前因为居无定所，没法看书和写诗。这两年，张七林把唯一的儿子供完了大学，在城里当了老师，安了家，生活压力小了，又住进了阳光公寓，生活条件好了，现在他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在宿舍和阅览室里看书写诗。现在，张七林已经写了39首诗。

　　也许是怕我不相信，张七林拿出了两个小学生用的作文本给我看。整洁的作文本上工工整整地写满了他的39首诗作。诗的主题大体分两类，一是打工的辛酸苦辣，一是对党和政府的赞美。

　　张七林说，这几年，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民工关怀越来越多，出台了包括住宿、工资、劳保等等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市民们对农民工的态度也越来越好，歧视的少了，接纳和宽容的多了。他患前列腺炎已经11年，一直无钱医治。去年6月，市总工会不仅帮他在红十字医院进行了免费的手术治疗，还考虑他的身体状况，帮他联系了现在这份月薪600元的保洁员工作。

　　说这些话时，围坐的农民工们不时插话表示赞同，还讲了许多各级党委政府这几年来为他们办的实事。尽管待遇比城里人还差很多，但他们显得挺满足。

　　从农村到城市的脱茧变迁，农民工们承受着巨大的痛，也享受着有限的快乐。为了快乐背后的关爱，也为了自尊自强，他们自发地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地向城里人看齐。

　　去年7月17日，公寓所在的南岸区突发山洪，齐腰深的洪水让许多居民受灾，各种险情接连不断。以张七林为首的13名农民工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抢险突击队，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直到两天后险情排除。

　　在那场洪灾中，张七林为了救一个受伤的10岁女童李梦琴，不顾安危，艰难地和洪水搏斗了40多分钟。赶到医院时，女孩身上的血水已经染红了他的全身。事后，女孩的父亲几次表示酬谢，都被张七林谢绝了。现在，他和女孩一家相处亲密，时有来往。

　　公寓板报栏里的一张半年统计表，真实地记录下了这群农民工自尊自强的身影：7人申请入党，6人参加义务献血，4人拾金不昧受表彰，26人为灾区和困难群众捐款捐物，68人参加城市义务植树，168人参加城市环境治理。

　　棒棒的灿烂明天

　　就在我们和阳光公寓的农民工闲聊时，重庆市九龙坡区的新市民陈汝强刚从建筑工地下班，乘坐着252路公交车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回家。

　　2006年11月3日，在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相关政策关怀下，他从重庆市涪陵区龙潭镇新村乡的一个农民，如愿以偿地变成了九龙坡区的新市民。

　　1994年，21岁的他来到广厦重庆第一建筑有限公司当起了一名普通的钢筋工。他不停地学习、努力，终于在12年后成了公司一名杰出的技术能手和农民工代表。2006年9月，陈汝强参加了全国技能大赛，并获得了钢筋工三等奖，成为重庆市唯一的获奖选手。去年，他又光荣地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当我们在位于九龙坡区华岩社区的一间廉租房里见到陈汝强时，他正在认真地备课。除了做钢筋工，陈汝强现在还是公司农民工夜校的老师，负责给同工种的兄弟们讲技术。每上一次课，他可以获得100元的授课费。

　　说起转为市民的感受，陈汝强说，他现在很有成就感，收入不比一般的重庆市民少，按照现在的收入，等过几年有了积蓄后就可以买套小户型的按揭房。可在陈汝强的内心深处，他始终还有一种恐慌感。

　　“我觉得，有了重庆户口对我来说只是踏入了城市的门槛。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完全融入这个城市，我还有很多的事要学习着去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陈汝强说。

　　去年12月初，陈汝强陪同公司领导去北京开会，一路上他都在为要不要替领导拎包犯愁。他内心觉得，作为下属或随从，拎包是正常的，也许是必须的，可他不敢，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让领导生气，毕竟这是平生第一次和公司上层领导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可通过会议几天和领导的接触，陈汝强的担心慢慢地减轻了，变没了，给领导拎包倒水之类的事情干得很自然。在给我讲完这个故事后，他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城里人常挂在嘴边的谑话——“领导也是人嘛！”话语虽然轻松，可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沉重和进步后的喜悦。

　　望着陈汝强背后苍茫的山城夜色，我想，也许明天，也许明年，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陈汝强们走入城市，融入城市……※※※

　　有一位朋友曾对我说，永远不要厌恶泥土，泥土是芬芳的，因为它种植出香甜的粮食；永远不要鄙视汗水，汗水是宝贵的，因为它创造出无价的财富；永远不要嫌弃农民工，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劳动是伟大的。

　　如同山城“棒棒军”用一根竹棒一副肩头挑起一座重庆城一样，全国数以亿计进城的农民工用他们的双手和汗水，让我们的一座座城市变大变美，创造着一座座城市的繁荣发展，也为伟大祖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变迁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动力。他们是伟大的，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尊重！

　　听广厦重庆第一建筑有限公司的领导说，经中央领导批示，他们公司的农民工合唱团将登上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为全国人民演唱《农民工之歌》……

　　站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相信，科学发展的理念一定会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富裕起来，享受到市民社会的权利和美好，也一定会让和谐社会的蓝图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