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引领风气的一代宗师

　　来源：《人物》杂志

　　钱玄同：引领风气的一代宗师

　　文/袁 贺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拐点，自此以后，中国作为天朝上国的迷梦彻底破灭，随之，中国事事不如人的悲观阴霾罩上了国人心头。

在这种社会凋敝、政治破败的时刻，有一群知识精英一直护持着中国的尊严和气脉，他们当中，有一批人以充满激烈的反叛精神著称，不过，在本质上他们仍是在为探寻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而奋斗。毫无疑问，钱玄同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是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学者之一，不过，本文不可能全面评价他的事迹，只希望能勾勒出他引领时代风气的那一面。

　　反叛师门的经学大师

　　钱玄同(1887-1939年)，1887年9月12日出生于浙江吴兴一个书香门第，原名师黄，自德潜，又曾名怡。后来留学日本期间，受章太炎排满思想影响，又取号汉一，单名夏，别号中季。五四运动前，改名玄同，五四运动后，又号疑古，又时而自称疑古玄同，日寇侵华期间，恢复钱夏之名，以示不做顺民的决心。

　　钱家是当地望族，其父钱振常是清同治年间举人，曾任礼部主事，“晚年深湛经学，精于考据。治小学，能究文字之变迁。”钱玄同出生时，钱振常已经62岁，正在苏州的书院山长任上，其培养的学生中，就有著名的蔡元培。钱玄同的哥哥名钱恂，号念劬，年长弟弟34岁，是晚清知名外交家，其子钱稻孙，后亦为知名学者，与钱玄同同年。钱恂的夫人单士厘，是近代中国最早走出闺门、走向世界的女性，著有作品《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等十一种，被称为中国妇女启蒙解放的一颗明星。成长于这样一个家族，钱玄同幼年就可以接受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打下扎实的古典学问的根基。钱玄同在严父的督责下，4岁启蒙，整天站在书架前，诵读父亲亲自书写并贴在书架上的一条条《尔雅》词义。在这样严苛的要求下，据说钱玄同常因为站着诵读太久，以至两腿僵直，无法移步，傍晚就只能由仆人把他抱回内室。钱玄同晚年曾对朋友和学生谈及此事，说他双腿没有力量，很怕走路，就是小时候念书时站坏的。到11岁时，钱玄同已精熟五经与《史记》、《汉书》，曾当众一字不漏地背诵《史记》的篇章，已有“神童”之誉。到15岁时，钱玄同已经完整地接受完中国古典教育，精通经、史和小学 (文字音韵学)。

　　1898年，钱玄同的父亲去世，哥哥为他延聘塾师以继续学业；同年，兄嫂举家迁往日本，钱玄同则和母亲留在苏州。1902年，旧学根底深厚的钱玄同一直遵循父愿，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此时母亲病故，这样，根据旧制度，钱玄同只能“丁忧”，放弃科考，独立面对生活的挑战。1903年，“苏报案”发生，是“保皇”还是“革命”的政治选择摊到了每一个有志国人的面前，这一抉择导致了钱玄同思想上的剧烈转变。这年冬天，钱玄同读到了“苏报案”主角著名古文经学家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因浸淫于古典教育而满脑尊王思想的钱玄同一时震惊莫名，但是章太炎以古证今的雄辩论说显然折服了他。他回忆说：“自此又陆续看了些《浙江潮》、《江苏》、《汉声》、《书学》、《黄帝魂》、《警世钟》、《攘书》之类，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彻底反叛，从此，这种反叛的精神伴随了钱玄同的一生。

　　1905年，钱玄同入读上海南洋中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另一位排满的杰出的古文经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的著作，学术眼界大开。1906年，钱玄同作为浙江省官派留学生赴日留学。在这里，他终于有机会结识了流亡日本的章太炎和刘师培。那时，他十分服膺章太炎的学问和品行，认为他的议论是“天经地义”，他的主张“绝对是之，而不容他人匡正 ”，遂拜太炎为师。在钱玄同的推动下，成立国学讲习会，章太炎定期讲学。讲习会里，汇聚了黄侃、龚宝铨(章氏女婿)、朱希祖、朱宗莱、马裕藻、沈兼士、许寿裳、周树人兄弟和钱玄同等，日后这些人均成为中国国学各领域的绝代宗师，执教于北京大学等中国最知名的学府。钱玄同在这群人里，年龄最小，但活跃异常。周作人回忆说：“当时玄同着实年轻气盛，每当先生讲了闲谈的时候，就开始他的‘话匣子’，而且指手画脚，仿佛是在坐席上乱爬，所以鲁迅和许寿裳便给他起了‘爬来爬去’的雅号。”得遇章太炎，使钱玄同学问大长，他本人也深受章氏器重。1909年，他为章太炎书写《小学答问》，章氏称许说：“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次年，章太炎又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应为中季)，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于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可见钱玄同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而他的这段求学经历，也最终导引了他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

　　1910年，钱玄同学成归国，短暂执教于海宁中学。转年，他拜师故乡吴兴的今文经学大师崔适，读了他的《史记探源》，又在崔适那里，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大为佩服，于是开始质疑古文经学，而改宗今文经学，从此开启了他考遍群经的伟业。钱玄同就这样背离了章太炎，完成了事业的一次反叛。钱玄同后来曾对这一转向做过说明：“我对于经，从 1909年至1917年，颇宗今文家之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伯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1911年才看到的。1909年细绎刘申受与龚定庵二人之书，始‘背师’(指章太炎，章氏师专宗古文经，痛诋今文经 )，而那时唯对于《春秋》一经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书》之马，《诗》之毛，虽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而鲁泰王得壁经一事，并不疑其子虚乌有，尚未排斥古文。自1911年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专宗今文。”

　　对这个问题，笔者略缀数语。今天我们不容易理解旧时代的中国背叛师门的严重性，但在门派观念浓重的过去，这是违逆人伦的大恶，俗语“欺师灭祖”连用，可以略证此点，因此寻常人对此决不敢造次。但有意思的是，钱玄同的两位业师章太炎和崔适均曾受业于晚清古文经大儒俞樾，但前者写了“谢本师”，公然和业师决裂；而后者则干脆改攻今文经。因此，钱玄同在学业上的反叛，可以说一方面是师门有此传统；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经学今、古文分派的不合理性。钱玄同的反叛其实仅仅是单纯的对经学今古文划分的认识的转变，也没有损害他和章太炎的私人关系。实际上，他自己后来的看法印证了这点： “过去学者凡研究经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所谓的家法师说。……在清末有两位学者，可以说是集中国两千年来经学派别之大成，一是康有为，一是章太炎。他们两位都是经学大师，但他们的见解是极端相反的。康有为偏于微言大义，而太炎先生则特别偏于训诂名物。……‘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这差不多是康氏的口号。至于太炎先生，……‘六经皆史’，这也就是章先生的口号。”可见，钱玄同背师，恰是表明了他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超越，是他成为有独立的卓越见解的经学大师的一个标记。不过，不管如何，在那个时代，作为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他有勇气做出背师这样的举动，还是充分表明了钱玄同敢于为追求真知而不惮引领风气的的鲜明个性。

　　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

　　1913年8月，钱玄同离开杭州转往北京。他先是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国文、经学讲师，1915年就任该校国文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1917-1927年，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在这段时间里，钱玄同开创了他一生最辉煌的岁月。

　　钱玄同到北京之时，虽然学术上已经是大师级学者，但他在思想上仍然认为推翻清朝之后中国的出路是要“光复旧物 ”，而且“愈古愈好”。但袁世凯借助复古企图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两次丑陋的政治表演，促成了关心国运的钱玄同反思他的复古主张。这一反思导致了他思想上再次发生剧烈的转变，他由一个复古主义者迅速转变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这种转变体现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全面地展示了他的这种取向。

　　今天我们熟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是陈独秀和胡适，这不存在太多的争议，但新文化运动若缺少了钱玄同，是否能造成那么大的声势，则殊可存疑。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曾发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精辟地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所以，“我们要巩固共和政体，非将这般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这得到了钱玄同的回应，他写信给陈独秀：“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从此，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而且表现得空前激烈，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各个方面展开全面攻击。对文学传统，他斥之为“桐城(指以桐城学派为代表的文学风格)谬种”、“选学(指以《昭明文选》为代表的文学风格) 妖孽”，提出“应烧毁中国书籍”；对中国戏曲，他认为“今之京戏，理论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他提出“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对中国古典小说，他认为“旧小说中十分之九，非诲淫诲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否则以迂谬之见，造前代之野史。”这还不算，最激进的是他甚至提出“废除汉文”，他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然而问题是，若真如钱玄同所说，彻底把古典中国的学问打翻在地，那中国该怎么办呢？钱玄同继续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把希望寄托于欧化。他提出废除汉文以后，可以语根精良，发音整齐的世界语代替；关于戏剧和小说，则“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必然是西洋派的戏”；“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从今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又说，“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学他，才是正办”；“应该将过去本国旧文化遗产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接受’”。最后，他还骇人地宣称：“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

　　一个精通中国古典学问的大师，竟然能够对自己从事的学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颠覆掉，钱玄同可真敢标新立异！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这些主张，当然不可能全都实现，但也不是全无成绩。为攻击旧派人物，他和刘半农合演了一曲双簧戏，影响巨大。至于他提出新文学要新做的主张，则正是他促成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是《狂人日记》这篇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文学杰作的催生者。当时鲁迅热衷于搜集碑帖，研究版本，钱玄同从鲁迅发表在《新青年》的“杂感录 ”中看到鲁迅有深刻敏锐的洞察力、犀利明快的文笔，有写小说的天才条件，加上他们又是同门，他因此有机会说动鲁迅，他极力怂恿鲁迅写小说：“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鲁迅在《呐喊自序》里也说，是因为不忍抹煞钱玄同们“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终于答应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一篇《狂人日记》。”在《自叙传略》里又说：“初做小说是1918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今天，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化无可争议的一面旗帜，钱玄同的催生之功不可谓不大。

　　在废弃文言文，采用白话文的运动中，钱玄同则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作为海内知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在改革汉字方面居功甚伟。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激烈反对作文“用典”，倡导不用典的胡适主张“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但钱玄同走得更远，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他还主张改革书写格式，提倡用标点符号，还采用和西方书写方式相同的左起横写的书写习惯，这一主张率先在《新青年》杂志得到应用。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一文中说：“《新青年》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从民七(1 918年)四卷一号起的，这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但这个怪物今天已经畅行中国大陆。蔡元培对这一成就，曾公允地评价说，这是结果出自“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不仅如此，钱玄同还挟他文字音韵学的雄厚功力，致力于汉字注音和简化汉字的工作。1917年，钱玄同加入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会长是蔡元培。该会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采用。1919年，该会出版了《国音字典》，最终由教育部公布成为教育标准，钱玄同起了关键作用。黎锦熙曾写到：“民七(1918)的两件大事：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创修注音字母注定《国音字典》，乃是民八五四运动以前，钱(玄同)先生以生力军参加的‘国语运动’。《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是同时兴起的。钱先生是健将。”在简化汉字方面，钱玄同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因此，他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他为委员。在他参加的“数人会”的努力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制订出来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1958年周恩来曾经对钱玄同的这方面的工作做过合乎史实的评论：“1926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1931年产生了瞿秋白、吴玉章等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提倡白话文，推动汉字改革，在当时，这绝对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出格行为。钱玄同却百折不挠，甚至不惜为此和同门翻脸。19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对钱玄同开玩笑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自此，黄、钱二人的同门之谊就此疏远。

　　钱玄同不仅呼吁提倡白话文，简化汉字，他还提倡世界语，因他的提议，北京大学一度还真的设立了研究世界语的研究机构。世界语的未来虽然至今还不好说，但世界越来越呈现出需要通用语言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钱玄同绝对是具有超前的世界眼光的大学者。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显而易见，最明显的事实是，今天我们熟知并广泛运用的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及汉字横排等等，都是钱玄同率先提出的，正是钱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的结果。虽然时光流逝，白云苍狗，今天的读者大多很难再想起是钱玄同奠基了这一事业，更不会想到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标点符号、司空见惯的横排汉字正是出自这位文字音韵大家之手。不过，如何评价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笔者还是借助时人的评论来确定。陈独秀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钱玄同发表了《对文学改良刍议和大学文科中国文学课程表的反应》的公开信，首次提出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八字。钱文一出，陈独秀大受鼓舞，认为“以先生(钱玄同)之声韵训诂大学，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当“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而胡适更觉得遇到了知音，“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炳麟)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胡适口述自传》)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也认为胡适提倡新文学，因有钱氏的声援而“声气腾跃”。笔者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手陈独秀和胡适的近乎感激的评论和钱基博的说法当属公允，它充分说明了钱玄同在这个运动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笔者之所以这么推定，乃因为钱玄同既是当时就被海内外公认为国学领域的泰山北斗的章太炎的得意弟子、著名古文大家，又是北大名教授，其地位及社会声望自然非同一般。更重要的是，其时，实际上章门弟子都极其出色，而且糜集北京，特别是在北京大学里，他们势力雄壮。桑兵教授认为，实际上，在很大方面，章门弟子在当时的北大几乎具有呼风唤雨之能，那么可以想见，在当时学界，罕有人敢于挑战章氏子弟兵。虽然，章门弟子并不一定团结，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一如黄侃，并不一定认同钱玄同的事业，但碍于师门情谊，他们也不会公然反对钱玄同。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旧派可以学养不足攻击陈独秀和胡适，并可以期待能得到当时学界的积极回应。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钱玄同则大不同，他的中国古典学问修养深厚，因此旧派绝无可能在这方面攻击他。笔者认为，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使钱玄同对新文化运动的襄助，得到两大旗手近乎感激的评价。如果这一推论合理，那么，钱玄同参不参加新文化运动，当然对这一运动的前景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这个片段的结尾，我们还得对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做一说明。钱玄同曾说：“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 这很容易使钱玄同被误认为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家伙，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否则就不能理解钱玄同晚年的抗日行为。实际上，钱玄同不是当时普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 ”他认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就一定能赶上这位大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并辔前驱，笑语徐行”了。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其实是对当时祖国的落后和混乱怒其不争，因爱之深才痛之切的正常反应。

　　特立独行的教授

　　钱玄同不仅在经学研究和新文化运动中敢于引领风气，他在历史研究和教书育人方面的标新立异也毫不逊色。

　　众所周知，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史学领域崛起过一个新派别：古史辨派。该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顾颉刚和胡适，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钱玄同。该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旧有的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往下说的旧历史学说体系，取得了空前的成绩。钱玄同毫无疑问是这一学派的肇端者，而这发源于他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派的超越性思考。顾颉刚明确提及正是钱玄同的启发，才使他走上了疑古的治学道路。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十二(1923)年，玄同先生给我一封长信，论经部的辨伪。我和他已经一年多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我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这封复信，正是顾氏多年来蕴积于心中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看法。后来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于胡适主持的《读书杂志》，正式向学术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可见，这一学说之所以能出现，钱玄同居功甚大。更重要的是，当顾文发表后，钱玄同还给予了大力支持，马上在同一刊物上表态，称该学说“精当绝伦”，由此激发了当时的史学大论战。这一论战的后果是很明显的，至少，它瓦解了旧的史学系统，使中国的经、史研究可以跳出先入之见为准传统，而只把经学和史学当成单纯的学术来研究。

　　开创史学新流派，自然是引领风气大手笔，但这里，笔者意在借此引出钱玄同作为大学者奖掖后学的名师风范。钱玄同在教学上极为重视引发学生的思考，而不重视学生的考试等技术问题。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在钱玄同逝世7周年后，写了《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一文，文中讲到了钱玄同的教学风格：“先生(指钱玄同)的伟大在‘循循善诱’而‘无拘牵挂碍’的引导后辈。只有我相随十多年才晓得先生这一点美德，是若干旧或新的为人师者所不及！中国学问，往往只许老师包罗了一个大圈子，他的学生只算是大圈子里的若干小圈子，如此，学生的学生一辈一辈传下去，不应该也不敢向圈子外延长一点儿。学术何以得进步呢？这现象自古有之，于今犹烈！我的先生，他从来不对人说他有哪一个学生的：这，我懂得的，他不轻易承认是谁的先生也就是不轻易许可哪一个人配当他的学生。例如他对人的称呼：凡是大学里的学生，他一概称‘先生’；等相处熟，才改称‘兄’……先生在这些小节上，不知者以为很脱略，实际是极严肃的。一面保持严肃，一面酷好自由；所以先生对我们论学，不但不遏抑我们的玄想，并且还从而助长。我是狭陋的研治了先生所长的学问的一部分，文字语言之学，他并不求全责备，偶而关于经学史学的问题也对我谈及。当我注意某些问题，提向先生请益，往往接着的回答都是：‘这问题呀，我曾经注意过。’这样以后，他叙述了自己一段意见。我有时把我不同的意见说出，先生多半说明他不以为然的理由，之后又说：‘不过照你的讲法，……’以下就完全站在我的观点上替我加以解释，替我想证据。如此成就了我若干学说的取舍信念。这样，学问的进展，师徒相承正似许多圈链上下相联着，可以延引至于无穷。我惭愧：治学既无以继先生，教人亦不能如先生；愿将先生如此盛德传告国人！”

　　对于钱玄同富于启发性的教学风格，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可以证明。据说在一次音韵学课堂上，钱玄同讲到“闭口音” 与“开口音”，有个学生站起来请他举个例子说明二者的区别。于是他讲了一个简短的故事来做说明——

　　北京有个唱京韵大鼓的美女，她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十分引人注目。后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使她在宴会上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于是她就尽量避免不讲话，万不得已有人问话要答话时，就全用“闭口音”回答。如问：“贵姓？”答：“姓伍。”问：“多大年纪？ ”答：“十五。”问：“家住哪里？”答：“保安府。”问：“干什么工作？”答：“唱大鼓。”

　　这位女艺人把掉的牙齿补好了，再在宴席上与人交谈时，就全用“开口音”，以炫耀她的一口美牙。如问：“贵姓？ ”答：“姓李。”问：“多大年纪？”答：“十七。”问：“家住哪里？”答：“城西。”问：“干什么工作？”答：“唱戏。”果然言简意赅！

　　而对于考试，钱玄同则相当不重视，当他在燕京大学兼课，钱玄同仍坚持不批学生考卷，就行不通了。他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要依照学校的制度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玄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特行”：钱玄同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你们的制度我固然会遵守，而我的原则也同样是不能动摇的。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师大西迁，钱玄同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不能随迁而成为留守者。坚守故园的钱玄同在给远在西北的好友黎锦熙的通信中表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原来，在北平(即北京)沦陷以前，他认为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求职和授课的都叫“污伪命”。次年，他又对北师大秘书汪如川说：“请转告诸友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真是铁骨铮铮，掷地有声！1939年1月17日晚6时，正准备吃晚饭，钱玄同突然感到头晕，随即，他被送往德国医院医治，但当晚9点多，钱玄同这位引领时代风气的一代宗师，满怀对家国的忧虑的爱国教授就永远地停止了呼吸，享年52岁。在他身后，北师大和他的同好、学生纷纷对他进行了追悼。而国民政府也于同年7月颁发了褒扬令，深赞他精湛的学识和高洁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