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铁里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广州地铁里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在屏蔽门安装尚未完工的烈士陵园站，新婚的小陶死了。她走进已建好的屏蔽隔断里属于门的位置——未完工的状态下，不管列车是否进站都是敞开的——正挂断与母亲的电话，手机刚从耳边拿开。

监控录像显示，那一秒，列车呼啸而来。“坠落入轨被地铁列车撞击致死”，这是她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上公安机关的措辞。她的死次日成为新闻，依据是地铁方事发当晚给本城媒体的通稿《烈士陵园站一女乘客跳轨身亡》，并在接下来的传播中，演变成“跳轨自杀”。

　　记者◎王鸿谅 插图◎李钺

　　变故

　　小陶让丈夫遥远改签了从湖北返回广州的机票，从正月初十(2月16日)提前到初七(2月13日)。家人帮她联系的工作有了正式答复，初八上班，她不想还没正式上班就请假。节日运力紧张，改签到的航班是2月13日夜间23点的，他们返回广州已经是次日凌晨2点。

　　这个春节，两人过得的确有些奔波，不过包围他们的是新婚的喜悦。两人都算“老大不小”，遥远33岁，1975年生人;小陶30岁，1978年生人。遥远是湖北孝感人，本科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在暨南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广州一家知名媒体任文化记者，迄今7年，靠个人努力陆续买下两套房子;小陶是广州本地人，广州美院艺术类本科毕业，2002年留学法国，其间获得另一个美术类学士学位并继续攻读硕士，方向是自由艺术。她于2006年底回国，肩负双重任务——完成毕业作业以及解决个人问题。后者是她父母迫切关注的重点。

　　小陶的母亲是医生，退休前任职遥远所在报社医务所的所长，她看中了遥远，并极力撮合女儿与他交往。经过一些反复与磨合，两个大龄青年最终决定组成家庭。登记拿证的日期是小陶的父母选定的，2007年9月19日。拿证的日子赶得有些急，一方面是小陶的奶奶已经卧病在床，惦念孙女的终身大事;另一方面根据广东人的传统习俗，家中若有老人过世，数月内不能举行喜事。小陶的奶奶当年10月过世，两人的婚礼就延后到了2008年的春节，他们在除夕前一天(2月5日)从广州赶回湖北孝感宴请宾客，举行传统婚礼。民俗的吹啦弹唱和南方冬天的冰雪景致，都让学艺术的小陶备感新奇，她拍下了200多张照片。

　　遥远的妈妈跟他们一起回广州，返回当天的2月14日情人节，成了一个家庭聚会。小陶父母从番禺赶到遥远的住处，遥远的二哥也从深圳赶了过来，而小陶下午去新单位《羊城地铁报》报到后，18点左右也赶了回来。算起来这应该是小陶回国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她家境殷实，父母的退休金相加有1万元，除了自住的联排别墅外，还有其他房产，月租不菲。她的哥哥阿刚大她5岁，已婚，拥有一家自己的小广告公司，兄妹俩都是学美术出身，共同语言多，感情极好。她回国后在哥哥的公司里做过一段时间，自己拍摄剪辑过DV短片，还参加过2007年6月16日第二届广州当代艺术节的展示。

　　虽然没有生计压力，家人还是希望小陶寻找一份有正式单位的工作，理由很传统:一份正式工作，意味着稳定的社会关系、身份依托和交往圈子。凭借小陶母亲的资源，有几处工作同时在商谈中，小陶更看重电视台的工作，她想做幕后的剪辑和制作，这与她的学业也有关联。不过“羊城地铁报”先有了答复，这家报纸想筹建一个自己的网站，也看中小陶的留学背景。总编焦向阳对小陶面试的印象很好，“短头发，很有涵养”，他还鼓励小陶把国外的巴洛克风格带到未来的网站设计里来。不过面试只是一个粗谈，小陶的入职手续必须按照正规程序走，等所有的老总都签字批示。

　　接下来的日子依旧在喜悦中忙碌。2月15日晚小陶与新单位的同事一同吃年饭，2月16日晚，遥远正式宴请广州的好朋友。那天他喝了很多酒，一改往日的沉默和安静，很配合朋友们的嬉闹，还当众亲吻了小陶，被朋友们抓拍下来。席间谈笑，问起他们在湖北的冬天，朋友们还记得小陶的回答，天很冷，“每天在家里就是在一起取暖”。

　　夫妻俩和朋友一起聚到深夜，第二天2月17日，小陶9点多出门去报社，遥远还在睡梦中。他中午与妻子通过电话，互发过短信，当晚20点35分左右小陶回复短信“下班了”。再然后，是小陶决定要回父母家吃晚饭，与丈夫又通过一个电话后，接下来都一直在和母亲讲电话，说“回家喝妈妈煲的汤，现在已经进地铁站了”。母亲要去地铁站接，小陶还在电话里笑，“妈妈，我贵庚了？坐地铁很安全的！”21点37分，从西朗开往广州东方向的1号线列车呼啸进站，母亲听到女儿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妈妈，地铁来了。”

　　奔波

　　小陶要从报社所在的烈士陵园搭乘1号线至体育西路，然后换乘3号线回父母家。小陶的父母在3号线汉溪长隆站等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一班地铁到达，也没等到女儿。这个晚上，小陶的哥哥、丈夫和父母陆续得到并不明确的消息，先后赶到黄沙地铁派出所，确认了小陶的噩耗。警方的说法分别都是，已经确认过身份，小陶在地铁里出事，轻生了。从监控录像上看，小陶出事时，旁边没有其他人。

　　小陶的哥哥和遥远先后在派出所录了一份口供。警方分别让他们回忆，小陶精神上是否有问题，有无病症，有无自杀倾向或征兆。在那种噩耗袭来的悲痛和慌乱中，小陶的哥哥努力搜索记忆，唯一能想到的，是母亲曾经说过小陶在生理期会有些精神紧张。他记得一个细节，最后警方拿笔录给他签字的时候，上面写了“抑郁症”，他要求把这几个字划掉，“这个我无法肯定”。警方同意了。

　　而遥远面对的问题还包括婚姻的细节，生活中有无争吵。遥远同样仔细搜寻记忆，唯一能提供的只有一个电话。小陶在准备回家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正在看连续剧《大浴女》，有些心不在焉。小陶在电话里有过短暂的沉默，微妙的情绪变化让遥远也有些生气，两人有过几句冷战似的对话。挂断电话后，遥远赶紧给岳父家打电话，通报妻子要回家吃饭的事情，岳父告诉他，女儿正在打母亲的手机，母女俩在说话。遥远于是放下心来，继续看电视。

　　按照这种卧轨轻生的询问逻辑，遥远和小陶的亲人们迅速陷入了悲痛和自责，甚至背负起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可是他们能搜寻和放大的与自杀相关的细节实在有限。从事发后第二天2月18日开始，双方亲属中陆续有人产生疑虑。小陶这边，做刑警的亲戚提醒他们“要弄清楚，不一定是自杀”;遥远那边，二哥从深圳赶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要不要请律师”。可小陶的家人依旧很有疑虑，因为这一天，本地媒体大半以“跳轨”报道了小陶的死，依据是地铁公司的通稿，“地铁1号线烈士陵园往广州东方向的列车在进烈士陵园站刚一节车厢时，一名女乘客在站台突然越过黄色安全线并跳下轨道”，“女乘客跳轨时旁边没有其他乘客”，而死亡导致的后果，是“1号线烈士陵园往广州东方向的行车因此延误约23分钟”。

　　小陶的亲属们提出要看地铁监控录像，起先被警方拒绝，通过当刑警的亲戚帮忙，这才有所通融，警方要求只能派几个家属代表。于是2月19日中午，去殡仪馆看过小陶的遗体之后，有4名亲属获得了这次机会，遥远、阿刚、刑警亲戚和遥远的二哥。小陶的遗体只是脸部有一点小伤。遥远记得一名老警官安慰过他，这位警官在事发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看到小陶后脑流血不止，但“整个人很完整”。地铁方面有3个人在殡仪馆出现，但并没有跟家属做任何沟通。

　　那是一段差不多只有6分钟的录像，也是非高峰期一班地铁列车的正常间隔时间——小陶一直在打电话，从楼梯上下来，然后坐在地铁站里的候车凳上，再然后起身走向未完工的屏蔽门。按秒计时的画面显示，出事前一秒，小陶刚把手机从耳边拿开，还来不及放到眼前。他们被允许观看的录像至此结束。遥远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我站了起来，跟警察说我要告你们，我老婆不是自杀！”

　　这段录像让小陶的家人觉得，地铁方有义务协助他们解决澄清小陶的死因。他们为此咨询了一位律师朋友。当晚一家人商议，谁都不知道下一步具体该怎么做，各处咨询来的意见汇总起来，最后还是要男人们——阿刚和遥远拿主意。遥远是文化记者，平日里跑的是舞台剧、电影节之类，对法律维权之类并不清楚。商议的决定，是先去公安机关拿死亡证明，要一个事故结论。2月20日，事发后第3天，遥远去黄沙派出所拿死亡证明，在等候时第一次接到地铁方面的电话，措辞很“外交”，大意是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他们也“正在等待公安机关的书面答复”。遥远很生气，当即挂断电话，“分明一点处理问题的诚意都没有”。接着派出所的民警告诉他，死亡证明要去芳村的地铁分局领取，遥远于是赶去芳村。死亡证明写得很简单，“坠落入轨被地铁列车撞击致死”。遥远希望加上一个结论，比如“排除他杀和自杀”，警方请示后说不能，遥远与律师咨询后不肯拿。警方派了一个人与遥远来沟通，建议他去找地铁安全部门。等遥远再赶到地铁公司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6点多了，等待他的是另一轮处理程序:办公室的人协调后，曾经出现在殡仪馆的两名人员接待他，拿来一些表格，让他按照信访程序填写反映情况。地铁方的理由依旧是在等待公安局的书面材料，双方不欢而散。

　　事实上，按照公安机关惯常的处理程序，非外力致死的非正常死亡不予立案，警方虽然有权更细致地调查死因，但却并没有义务这样做。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黄静案”就是如此。地铁公司坚持的理由，无疑只能让家属进入一个“踢皮球”般的死胡同。接下来遥远遇到了更多意料之外的事情，他还是签收了死亡证明，去殡仪馆给妻子办后事，结果对方告诉他，非正常死亡不能自行处理，必须要公安局的处理意见。于是他又得折返回公安局，让对方重新添加关于遗体处置的意见。而在殡仪馆，关于是不是办后事，在咨询了若干律师之后，结论不一。有的说，遗体就是最好的证据，也是威慑;还有人给他出主意，“不一定要走法律途径，可以试着走安全生产监督局这条行政途径”。

　　于是，遥远和小陶的亲属们，动用各自的人脉四处咨询。他们花了7天时间来走广州安监局这条路线，最后被一句话打发回来，“不属于管理范围”。关于小陶的遗体是否要火化，也没有统一结论。遥远的父母都从深圳赶了过来，报社把丧假和婚假同时批给他，25天。他每天被不同的新问题困扰着，焦灼着，没有方向。

　　诉讼

　　在一位律师协调下，小陶的家属终于与地铁方的代表和法律顾问有了第一次直面问题的对话。地铁方律师态度坚决，说“跳”是事实，地铁方也不存在任何赔偿责任，已经在站台反复广播告知安全需知，小陶的死是自己的失误造成，地铁没有责任。

　　于是小陶的家人只剩下了诉讼这唯一的法律路径。他们查阅到一个判例，发生在北京地铁站的一起事故，当事人吴华林急着赶车，加上人群拥挤掉下站台，被压断双腿。一审二审都败诉，发回重审后，翻盘胜诉。法院认为，地铁属于高速运输工具，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应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地铁运营公司应对吴华林的损失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吴华林对自己的安全疏于注意，应减轻地铁方的赔偿责任。法院酌情确定地铁运营公司赔偿吴华林合理损失总额的80%，即50.8万余元，因事故导致吴华林残疾，精神上有很大伤害，地铁运营公司还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

　　在本地媒体对小陶的死因发出疑问的时候，广州大同律师事务所的朱永平律师接受采访发表观点，认为地铁方使用“跳轨”措辞不当，第二天地铁方就迅速与他取得联系，希望能请他去看监控录像。朱永平与地铁公司颇有一些渊源，他是原广州地铁总公司总经理陈清泉受贿案的辩护律师。朱永平说，在沟通中，地铁方对他承认用错了词，但强调的客观理由是，“出事后两小时内必须拿出事故结论”。朱永平也指责了地铁公司的“冷漠”，“我也跟地铁说，你们要主动一点，给大家一个交代，毕竟你们的运营关系到其他乘客的生命”。

　　广州地铁1号线1999年6月28日正式开通，曾被称为“造价最昂贵的地铁”。从2004年底开始，1号线加装屏蔽门系统，该项工程总投资金额1.484亿元人民币，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一项地铁屏蔽门系统工程，当时预计2008年底加装完毕。加装屏蔽门有两重考虑，安全和节能。地铁方面自己做过比较，2号线和安装了屏蔽门系统的3、4号线自开通运营以来，没有发生一起乘客跳轨或落轨的安全事故，而地铁1号线自开通运营以来，虽未出现乘客因坠轨造成伤亡的记录，但乘客跳下轨道捡拾物品或不小心从站台跌落轨道的险情也时有发生。为保证乘客安全，“广州市政府决定花巨资加设屏蔽门系统”。此外，屏蔽门系统作为一种高科技产品所具有的节能、环保和安全功能，可减少站台区与轨行区之间冷热气流的交换，降低环控系统的运营能耗，节约运营成本。

　　这项工程的确有复杂之处。为了保证1号线的正常运营，加装屏蔽门的工作只能在运营结束后的凌晨1点至4点进行，时间和技术上的要求都比地铁新线施工要高。根据地铁公司的说法，每月的有效施工时间约50小时，逢节假日还须停止施工。小陶发生意外的时候，1号线已有5个车站(黄沙、陈家祠、西门口、公园前、农讲所)加装完毕，6个车站(烈士陵园、东山口、杨箕、体育西、体育中心、广州东)将于下月投入使用，余下的5站将于今年陆续施工，整个加装屏蔽门工程计划于2009年底全部完成。届时，广州的所有地铁线路将全部拥有屏蔽门系统。

　　小陶出事的时候，烈士陵园站的屏蔽门是这样一种状态:整个站台由一段段玻璃划开，作为间隔的是未来的门，不管是否有车都是敞开的。有人在网上留言这样描述：“经常坐地铁的人会形成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没关门，那车必然已经是停好了。而出事人当时正打电话，注意力分散的人出现这种错觉太正常了。即便我，第二天白天在地铁里，乍一看到屏蔽门处门户大开，都有一种可以抬步上车了的感觉！而且那感觉很强烈！”

　　在小陶出事后大约两周，烈士陵园站的地铁屏蔽门迅速投入使用。在朱永平看来，这刚好是一种反证，“证明地铁公司意识到之前的工作是有隐患的”。在朱永平看来，那段监控录像将是最关键的证据之一。家属方如果要走诉讼的路径，那么找一个好律师至关重要，“必须精通民法、合同法”，而且要尽早“做好各种取证工作，搜集很多证据”。遥远希望能请他做律师，但朱永平拒绝了，一方面是自己和地铁之前的关系，一方面是他“一般都不接这种小案子”。

　　遥远和小陶的家人还在寻找律师，他们感叹，自己也算是这个城市里有人脉资源的人了，可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茫然。因为朋友介绍之类的关系，律师们免去了他们每小时数千元的咨询费，可具体与谁签署代理协议，他们依旧举棋不定。这将是一场漫长的官司，遥远希望能有更好的准备。遥远觉得自己的生活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他能感觉到许多想法的改变，并无力扭转它们。他申请到了新加坡的签证，希望在委托完律师处理诉讼事宜后离开，出国定居一段是他的梦想之一。现在的他会觉得，人生多变，想做事就尽早去做，但他不会轻易放弃诉讼，“认准了的事，一定要做，这也是给小陶、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他根本没时间抽空整理小陶的其他遗物，家里还有好些5元10元的新纸币，那是广东风俗，已婚的人要给未婚的人新年红包，都是小陶特意去银行换来的。-

　　(因当事人家属要求，文中全部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