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刚才提到农民工的就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想到毕业生就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蔡继明：这些年来，随着高校招生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不断的普及，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在逐年的增加，这些年来已经呈现出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

　　主持人：我看您本次提案也有一项涉及到大学生就业问题。

　　蔡继明：对。我12个提案当中有6、7个涉及到整个就业的问题以及经济保增长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问题比较突出呢？刚才说到一个是数量，再一个是阶层，这个群体比较特殊。每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尤其是农村家庭，几乎是倾其所能，就是支持一个学生上学，指望学生毕业后回报有收入，但是这个学生毕业就失业，不仅没有回报反而要养活他。所以这是对农村大学生的影响。如果城市大学生不能就业，就会造成闲散人口的增加，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会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和负面的因素。现在大学生利用信息、网络的便利，所以解决这部分群体的就业，对于考虑到千家万户，考虑到社会各个方面的稳定，它的意义就特别的突出。

　　蔡继明：这次我的提案当中专门有一项，我写的是“缓解大学生失业的几项措施”。我为什么没有说就业呢？因为1000万大学生不可能都就业，肯定有相当比例的大学生在今年还会处在失业的状态。如果有50%就业，就有500万，全国吸收新增就业增加人口是1200万，大学生占了500万，其他的呢？从部队转业的军人呢？城市里面新增的其他劳动力，还有几千万农民工，他们也都要就业，所以能够达到50%、60%就比较乐观了。总而言之，还有相当大的比例的大学生将处在失业的状态。在建议中，怎样让这些人不失业又不就业呢？因为，多一个就业，可能就挤掉其他阶层的就业机会，我们的措施是着眼于既没有失业也不要让他处在就业的状态。所以我们的题目叫“缓解大学生失业的几条建议”。这些建议，有些媒体也报道过，有些人士也提到过，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有些是我们自己想到的。一个是专科毕业，马上进入劳动市场找工作，能否让专科的毕业生直接读本科呢？再增加两年读本科。这需要我们的教育制度比以往的规定要放开一点，包括民办教育能够进入正规的教育，这是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本科毕业有好几个出路：第一个出路是增加硕士研究生的招生。硕士研究生的招生特别强调专业学位，比如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我们把它叫为专业性的。这些专业性的学位将来是更面向实际的部门，扩大这方面的招生，从而也延缓了他们一毕业就失业。还有是鼓励大学生出国留学。我们每年公派的留学比例，其数字这些年是逐年增加的。我们能否在今年特定的年份中，从外汇储备中多拿一些来，我们算了算，如果拿30亿美元，就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公派留学的比例。这些人到了美国，到了西方国家学到的知识，正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出去，我们这笔钱花在他们身上，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投资。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如果用更多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的外债和其他的，其价值会大幅度的贬值。如果把钱用在留学生身上，是非常有价值的“期货”。两三年后危机过去了，经济处在复苏回升的时期，这些人回来正好是大显身手的时候。所以这个政策是在我的提案当中是最有意义的政策。还有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去，到村委会做村官，这个村官不可能做村长了，因为是民主选举，你可以做助理。到农村的学校做教师，鼓励到基层去，我想也不至于和城市抢就业的饭碗。

　　主持人：针对缓解大学生就业这个提案，我想到这么几个问题，刚才您提到第一个是专项人才的培育，其中会涉及到师资不足的情况吧。

　　蔡继明：是的。大学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过多、过快的扩大招生肯定会出现教育质量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有的放矢的，不能搞平均分配。比如说一些名牌大学、重点大学的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甚至有过剩的现象。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生一年招的学生大概是0.6个，原来是0.8个，这两年下降到0.6或者0.5，也就是一个博士生导师一年招不到一个学生，也就是说今年招了明年就不招了，有的专业不招了，转而集中到另外一个专业了，硕士也基本上是一个导师一个学生。一个博士生导师能带多少呢？我想像有的学校一带就带十个、二十个，这确实有点太多了。根据我的经验，一年能带三个，应该说没有达到极限。我在南开大学的时候，差不多平均一年是三个。个别的时候，有一年到五个。那时候到五个多不多呢？这要看导师，有没有其他的行政职务或者兼职，一个博士生导师一年指导四五个博士生，精力是完全够的。我建议如果教育部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不要像撒胡椒面似的，平均和扩大分配面，师资力量强应该多分配一些，师资力量弱的应该少分配一些。从整个国家政策面来看，我们处在困难时期，应该挖掘各种潜力和调动各种积极性，包括鼓励教师多带学生，多一些辛苦。我们鼓励学校多投入一些，或者紧张一些。原来清华博士生，女博士是一个人一间，现在两个人一间也可以，同舟共济。原来硕士是三个人一间，现在变四个人一间。我想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尽量充分利用起来，可以做到这一点。

　　主持人：这里还有一个提案是国家资助出国留学，您认为如果建立这样的机制，什么样条件的学生可以参加到国家资助出国留学中来？应该建立怎样的机制？

　　蔡继明：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容易解决的。

　　蔡继明：一是我们肯定要推荐德才兼备、优秀的学生。因为绝大多数学生希望得到这样的机会，我们肯定还是要择优录取。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正常的选拔优秀学生，各个大学都有保送生，每年都有保送读研和保送读博士的。我们公派留学也有选派的机制，这些机制仍然是有效的。在今年特定的环境下，当然有一个国家资助力度的问题，如果国家是百分之百的资助，但是名额是有限的。现在我们可以50%的资助，另外个人再拿一些，这样仍然可以调动越来越多人的积极性。如果不给这些人资助，这些人没有出国留学的积极性，留在城市是失业的。我们可以设立很多激励的机制，包括约束的机制，包括他将来毕了业是否能保障回来。当然如果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红红火火，待遇很高，这不用约束，是自动的，可能回来以后我们国家还要挑选的，你回来后是否要保证有工作，我们也要择优录取。

　　主持人：我们提到大学生就业的问题，会涉及到退休的问题，如果延长退休时间，是否会不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蔡继明：这是多年来退休制度造成的幻觉，我们从表面上看你60岁了还不退休，我18岁就盯着你的位置了，你不下来我就上不去。人家会觉得你60岁不提前退不好嘛。我们企业单位，不在法定年龄，但很多是内退，动员他下来了。下来后马上安排一个人上去。从表面来看，人们提前退休会使更多的人就业。但是他退了休，他本来还有能力的时候，你让他退休，他是否失业。很多没有到退休年龄，就让他下来，从他人生的期限来说还处在上升的时期，他的劳动精力、生产力以及创造力是处在上升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处在就业的状态，你提前让他退下来，实际上也是失业。当然，退下来给他退休金，从他的待遇来说，不算是失业，但是从资源的利用上来讲是浪费的。现行的退休制度，男的60岁，女的50岁，好象女干部可以到55岁。这个退休制度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因为现在的退休年龄是根据建国初期人的寿命确定的。那个时候退休是五六十岁，过去人活七十古来稀。现在人均寿命超过70岁了，预期是76岁的寿命，50岁让他退下来，显然是资源的浪费。我们退休年龄没有随着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的提高而适时的调整，这是退休制度的一个重大的弊端。

　　蔡继明：由此带来第二个问题，过早的退休和过早的享受养老金，这个养老金本身是失去劳动能力后才发挥养老的功能，现在55岁、50岁退下来就吃养老金，养老金是浪费，他还可以创造财富。第三，他反而会影响就业，有些人认为早点退下来会增加就业，这是错觉，或者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你想想55岁就退休了，根据有关的统计，33%的退休人员又去就业了，内聘呀等等。一方面拿着养老金、退休金，一方面又找另外一份工作，退休金成为了额外的补贴。另找一份工作，意味着其他人的岗位被占了。这是第一个，对现行待业人员、就业人员的挤压。另外一个，还有70%左右的退休人员，退休后拿的退休金和原来拿的工资相比少了，他的有效需求少了，从而整个社会有效需求和就业的机会就少了。有机构研究显示，国外的退休年龄比我们长，但没有一例对就业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这次提案是基于河南财经学院樊平教授研究的一个课题研究的一本书，通过他的研究确定这几方面的缺陷，以及演唱退休年龄所带来的好处。

　　主持人：我们在网上也放了您对本次提案网友建议的征集，有的网友就提出了问题，特殊行业应该怎么来对待？

　　蔡继明：特殊行业应该特殊对待。比如消防队，你让他60岁还爬梯子肯定爬不上去了。还有其他一些危险行业，需要体力的、风险比较大的，他的退休肯定要提前，特殊行业要特殊对待。有些行业，比如脑力劳动者，科学技术研究的这些部门，可能他在五六十岁的时候是精力正充沛的时候，就算脑力劳动者本身，也有自然科学要求年龄要年轻一些，社会科学要随着他的社会阅历的增加，他的知识、他研究的创造力才能够加大。在医生里比如中医和西医也不一样，看中医希望看白胡子的老头，好象越老经验越丰富，西医如果是一个老头拿着手术刀，我们可能会害怕，因为手会颤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