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为救房市推新政购房落户 外来人口借钱买房

　　和黄晓燕一家一样，很多外地人都是通过买房拥有了成都户口，而这样的落户政策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反对的声音说，降低购房入户门槛是拿行政资源来挽救楼市，并不是人们期待中的户籍制度改革，我们也走访了成都大学教授吴健瓴，他被认为是成都市政府的智库，曾经参与成都户籍政策的制定，那么他又是怎么看待户籍制度的变化？

　　记者：“房地产对于成都经济来说重要吗？”

　　成都大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健瓴：“这个比例根本不用我去问，全中国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财政依赖超过50%，包括沿海。

　　记者：“有人说房地产是政府的命根子，现在房地产低迷，所以政府向动用一切办法，甚至把户口作为一种交易。”

　　吴健瓴：“房地产不光是政府的命根子，我觉得说的更严重一点是咱们整个金融业的命根子，如果房地产下跌你认为我们中国就不会出现次贷危机吗？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吴健瓴认为房地产对地方政府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购房落户政策无可非议，不过，网络上对于这一政策的谴责却不绝于耳，有人说九十年代卖地，21世纪卖户口了，这是谁的主意？珠海市市长钟世坚也发出了这样的忠告“不能靠卖地提升城市经济。”吴健瓴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吴健瓴：“政府靠卖地过日子没什么不光彩的，当然是政府不卖地出来何来建设？这个土地属于政府，它要利用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如果政府不卖才该是我们捶胸顿足的事情。”

　　记者：“有人说户口是一种行政资源，而房地产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把户口这个行政资源为资本服务，这样做公平吗？”

　　吴健瓴：“实际上户口你说他是一种行政资源，可以称得上，但是在中国更重要的特点它是一个特定人群的行政资源，而想取得户口的人，她是该拿到行政资源而没有拿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只要开任何口子都是朝公平迈进。”

　　吴健瓴认为房子与户口的挂钩正是打开户籍改革的一把钥匙，而对于这样的说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却认为购房落户与户籍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假如户口统筹，人的自由流动，假如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法制社会中个体的权利的话，这种权利本身不能够再给他标价，不能说你花钱你就可以获得，你花不起钱你就不能获得。”

　　购房落户后，城市是否有此承载力？

　　北大教授王锡锌与吴健瓴的观点针锋相对，事实上，关于户籍改革的争议这些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很多城市都采取了把落户与购房挂钩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城市除了要付出一批户口本之外，还必须要同时承担其他的一些代价，比如说随着外地人口的迁入，这些城市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等方面的负担也随之加重。那么对成都来说，又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呢？

　　何荣在成都市教育局工作了十多年，他告诉记者，户籍改革后，外地学生数量迅速增长。

　　记者：“每年新增的外来人口有多少？”

　　成都市教育局普教一处处长何荣：“每年将近一万，就是将近8%，近三年按照这个比例增长，08年已经达到15.7了，成都市外来人口子女入学人数。”

　　何荣告诉记者，户籍改革以来，外来子女每年以1万多人的速度在增加，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目前中心城区外来人口子女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0%。

　　记者：“每年增加多少是你们的承受极限？”

　　何荣：“如果1，2万的增长的话学位压力就很大。”

　　何荣告诉记者，现在成都还可以通过以前的规划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但是如果外来学生持续增加，教育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何荣：“要不就是大班，一个班50人变成60人，70人，这个也可以，但是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就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人口增加带来的不仅是教育问题，城市的医疗，社保，就业都会因此面临挑战，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上海，广东的珠海，从化等城市都采用过购房落户的政策，但是在随后的几年中这些城市相继取消了这一政策，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城市的承载能力。

　　记者：“一座城市就像一艘船，有它的承载能力，能力范围之内，人们可以品茶聊天，只有往来，孩子有书读，大人有工作，老人有医疗，但是如果超过了船的承载能力，这艘船就会失去平衡，甚至面临危机，成都现在已经是拥有1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那么它还能容纳多少人在这艘船上自由地生活呢？”

　　吴健瓴一直参与成都政府城乡统筹政策制定，对于成都市的人口承载能力，他有着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