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让我在重点班有了发言权

　　一身黑衣黑裙、头发蓬松，随意扎着几个饰品，看上去比新新人类还酷的武亦文，如果没有人介绍，谁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个小作家。

　　“90后”的武亦文是深圳一名普通的高三学生。

　　上初中时，武亦文众多科目成绩都不好，唯有作文让老师眼前一亮。对写作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培养起来的。但到了高中，语文老师居然说她的文章没有格式，考不了高分。

　　虽然老师的打击让她在学校的写作热情降了下来，但她在网上开起了博客，每天都会写一篇文章。到后来，干脆操刀写起小说。“被应试教育逼的，我弄点素质教育的东西给他们看看。”去年年底，她的小说正式出版。

　　“我从小就爱看书，喜欢写作。初中阶段还继续着这样的爱好，但上高中后进了重点班，发现在这个集体太难混了，好像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有发言权。”武亦文声称，写小说是自己在重点班具有发言权的一种方式。

　　她觉得自己的小说都在描写一些“坏孩子干的好事儿”，“如果用成绩和是否听话来判断他们，也许都是坏孩子，但如果用是否心地善良来评价，都是好孩子”。

　　比如她和同伴去网吧打游戏。明明知道“这是一场打怪－升级－再打怪－再升级”的无聊模式，但依旧会沉溺其中。她在文中写道：“有人认为不玩游戏的人永远不知道玩游戏的人为什么那么迷游戏，但其实玩游戏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迷游戏”。

　　就是这样一个似乎“不务正业”的小女孩，被全国唯一的中学生文联——深圳中学生文联主动吸收为会员。她的写作，被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杨宏海称之为“阳光写作”。亲自培养和选拔了一批文学写手和小作家的杨宏海，坦诚深圳市中学生文联不是为了“生产”写手和青春作家，“我关注的不仅仅是阳光写作，更多的是阳光成长”。

　　今年高考结束，武亦文没有进入名牌大学，但她觉得，即使没有读北大清华也照样能成功。“写作是我一生钟爱的事业，我会把它作为人生目标来做”。

　　理想的教育是给孩子们一双合适的鞋

　　跟武亦文一样今年参加高考的深圳翠园中学学生袁博，也是一名少年作家。从小就开始写动物小说的他，因为热爱动物所以醉心于生物学研究，高考结束后，他如愿以偿，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他的理想是进入中科院搞生物研究。

　　现在是深圳中学生文联秘书长的谢晨当时还是翠园中学的老师，负责该校青青翠园文学社。有一天，他的办公室里突然闯进来一个大男生，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当文学社的社长！”还把一堆已经发表的文章摆在谢晨面前。

　　袁博的故事在谢晨面前依次打开。袁博6岁时，跟着父亲去了山东农村，父亲开了一家养殖场维持生计。养殖场中有100多只鸵鸟。从小就骑着鸵鸟去上学的袁博，喜欢没事时偷看鸵鸟们嬉闹、偎依着父亲听那些鸵鸟故事。他的第一篇动物小说就是描写鸵鸟家族的。

　　然而养殖场没过多久就宣告破产，贫困交加的一家人从山东远赴深圳。与人合租了深圳莲花山下一间破旧的农民房，每到傍晚，忙完一天的工作后，父亲还要带着袁博去莲花山卖风筝。然而当父亲看到袁博在书店中对着一本价值千元的动物图鉴心动不已时，父亲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为此，他不知道要在莲花山上卖掉多少个风筝。后来，《卖风筝的爸爸》这篇文章又感动了不知多少个深圳孩子。

　　这是个好苗子！谢晨开始鼓励袁博创作，并让他进入文学社担任社长。翠园中学是深圳中学生文联的发起单位，当时就响亮提出了倡导“阳光写作”。

　　深圳中学生文联举办了多次全国性笔会，邀请包括曹文轩在内的许多知名作家来深圳。袁博从小就非常喜欢著名作家曹文轩的作品，曾经买过很多他的书。终于有机会和心目中的偶像会面，袁博别提多高兴了。

　　三年前的中考过后，袁博写作动物小说《大漠落日》的计划终于开始实施。2008年6月，在谢晨的帮助下，他的首部动物小说《大漠落日》出版了。这部15万字的作品，由相对独立却又连续的鸵鸟故事组成，讲述南非鸵鸟家族传奇、挫折而又坚强的一生。

　　就在小说出版后不久，深圳一家动漫企业找上门来，要求独家买断作品改编权，将其制作成52集的大型动画片《鸵鸟家族》。原来，是《大漠落日》中透露出的生命主题打动了企业。今年年底，该片还有望在央视播出。

　　“阳光写作的审美姿态和话语方式”，在这个感受过生命苦难的孩子身上尤为显著。有评论说，深圳的青春文学描写的都是一群好孩子，而其他样式的青春文学写的都是坏孩子。

　　杨宏海却说，其实不然。教育没有好孩子、坏孩子之分，根本在于孩子们看待社会的态度，出发点是阳光、健康、良性的。理想的教育是给孩子们一双合适的鞋。

　　青春文学也需要注入社会现实气息

　　深圳中学生文联倡导的阳光写作实际上是从深圳中学生郁秀的作品《花季雨季》开始的。之后，这种鲜活的、充满阳光的写作方式开始在深圳上万名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小作者中备受关注。

　　杨宏海说，这样庞大的写作群体，是需要引导和教育的。丰富的文学想象力，一定要赋予开放视野、兼容胸怀、创新特质，才有长远的生命力。

　　实际上，深圳的青春文学不仅仅是描写生活中好的那一面，也关注负面，甚至会质疑生活。但是，并不像有些作品那样深陷在情绪的漩涡中，而是主动、积极、阳光地寻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比如一些作品中触及到了学生商业意识强、关注老师装扮等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对父母的婚外情也给与了理解，“并非所有的离婚都是错的，有的婚外情也应该被理解”。杨宏海说，这反映的其实是一种豁达、与时俱进的生活态度。

　　而有些小作家对生活的感悟甚至超过了成人。正就读翠园中学的男生李墨白已经是深圳一个著名的文化随笔作者，经常在报刊发表一些对深圳文化和民生幸福的现场体察和拷问。他的文字不仅带有厚重感，还有解决问题的现实感，这些文字已收录结集为一册文化随笔集《碑痕——文化民生随笔集》。而他的小说也因为追寻身边艺术特长生的生活轨迹作为小说创作背景，成为青春成长的全情记录者、分析者。

　　曾经是翠园中学学生的陈凯鸿，高三期间撰写了长篇调查类纪实文学《一个深圳中学生的股市报告》，从一个中学生股民的角度描写自己与中国股市的情缘，根据自己模拟炒股的经历，研究中国股市的走向和内在规律，表明自己成为一个“心中装着千千万万中小股民的平民金融家”的理想。

　　杨宏海说，深圳的阳光写作，以其鲜活、独特的文艺现象，颠覆了人们对时下的青春文学的观念—坏孩子和残酷青春写作，这是人们给“80后”、“90后”作家贴上的标签，在深圳少年作家笔下，很少看到那种颓废、残酷和死亡，看到的却是别样的风景，对生活的感动、对生命的感恩、对民生的关怀、对文化的参与，呈现的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审美姿态和话语方式。

　　在深圳，青春文学作家群已经颇成气候。不断有新人通过校园文学社、读书漂流、十佳文学少年评选、写作大赛等得到推荐和锻炼。

　　让杨宏海欣慰的是，深圳的很多文学少年，并没有将文学作为终身的职业目标，而是作为一种成长记录、审美积淀和精神需要。在他们眼里，看重的是文学活动赋予自己的一种的人生体验和文化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