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人格致官场作秀兴起 政绩秀承诺秀层出不穷

　　官场政治秀

　　现在是个“秀”的时代。人人皆可“秀”，唯独官场政治秀要谨慎。作为一种方式方法，有时官场秀一下也未尚不可。然而，为民治国理政毕竟要拼硬功夫、真本事。对那种劳民伤财、误国误民的秀，更要从制度上坚决制止。

　　官场作秀图

　　■文/欧可智

　　2月23日，曾经作为“中国新千年庆典十大分会场”之一的江苏镇江21世纪乐园的标志性建筑“巨蛋”，占地780亩、高达48米，仅仅“光彩夺目”了一百多天，就要被正式拆除了。这也许是“政绩秀”的最新典型案例。

　　作秀，是汉语和英语show（音译）的绝妙组合，不仅在娱乐界是热词，而且延伸到各行各业，甚至在官场也频频出现，随手拈来，起码有几十个。择其要点，也来秀一把。

　　政绩秀——铺平升官坦途

　　政绩作秀可能是官场秀中最普遍、最突出的一种。有些地方领导干部最爱说的话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最爱做的是“大事业、大工程”，热衷于“大成就”，频频出“大手笔”。患了政绩饥渴症的领导干部，政绩作秀最扯眼球的是政绩工程、标志性工程和GDP。领导喜欢什么就搞什么，什么轰动效应大就干什么，不是“全球第一”就是“国际著名”。就连国家级贫困县河南固始也耗资1亿多打造豪华县衙，投资6亿多建12个大规模市场，穷折腾。不少政绩工程成了腐败工程、“豆腐渣工程”。仅2009年，媒体报道拆除的标志性建筑就有重庆万州“三峡明珠观光塔”、沈阳“夏宫”、南京城市西干道、福建东山县“高级城市社区”，此前还有亚洲第一湾的上海外滩下匝道、武汉洪山广场……只是这些劳民伤财的短命建筑鲜见有人买单。

　　而地方GDP之和高出全国核算数据已成常态：2004年高出19.3%，2006年高出3.84%，2007年高出5.1%，2008年高出8.8%，2009年高出1.8675万亿元，达12.21%。中央提出科学发展a观已经6年多，但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还是基本依据GDP，干部的升迁，很大程度上也系于此。王怀忠在安徽阜阳任职时正是认准了这一点，大搞浮夸风，把4.7%的GDP授意上报为22%，如此边腐边升，6年间从行署专员爬到了副省长的位置。

　　年龄秀——热衷选拔低龄的背后

　　3月中旬，河北省纪委通报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造假骗官案的最新进展，涉案9名干部已被依法逮捕。王亚丽案最初就是以年龄秀在当地出名的。2009年6月之前，王亚丽是石家庄市优秀后备干部、最年轻的市政协常委，曾当选市“十佳女杰”和“十佳女乡长”，“前途无量”，“如果不是太贪，还会升官”。王亚丽造假骗官被揭穿之后，才发现她除了性别是真的外，身份、年龄、履历、档案全部造假，其中，年龄改小了9岁3个月。

　　在一些地方，组织部门执行干部年轻化方针时，有低龄化倾向，更注重选拔“嫩者”。然而，搞年龄秀的风险特别大。中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后遭到人肉搜索，山东新泰市几位新选拔的“80后”官员，特别是“最年轻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王然，更被所谓“知情者”挖出了“背后的猫腻”。

　　笔者曾经和一位曾长期在地方担任县委书记的刘君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干部，县里特别喜用年轻的？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说：举个例子，你手下一个年长的，经验多，看法也多；一个年轻的，经验少，看法也少，两人的政治思想文化素质差不多，你刚到那个县，你用哪一个？你刚到那个县，有自己的一套发展思路和决策路径，必定通过用干部以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实施决策、做出政绩，同时，也调配能对自己“感恩戴德”的“信任”干部，形成县里的领导核心和干部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你肯定用年轻的，听话，顺手，好使，容易塑造成需要的角色。这样，既实现了干部队伍年轻化，保持干部队伍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另外两个目的也达到了。

　　学位秀——捞文凭成官场潜规则

　　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在今年两会上建议，清理官员读博，维护高等教育的纯洁性及公平公正。

　　据统计，在2006年省级党委换届后，百余名省级党委常委中，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0%左右。学者型官员的涌现，符合国际惯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长远发展方向。

　　但问题在于，一些官员虽然学历越来越高，工作水平却越来越低。对一些官员来说，文凭成了晋升的重要筹码。杨春时认为，官员读博假多真少。他们不经过认真考试，即使考试也走过场。读博后基本不上课、不读书、不做作业，有的甚至让秘书代劳或抄袭，因为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写博士论文。这种出于功利目的的读博，使博士这一崇高学位变成权力的附庸，从整体上损害博士的声誉。从另一方面说，一些高校领导碍于捉襟见肘的资金问题，或为了谋取部门或个人利益，屈从于权力，甚至主动拉官员读博，也助推了官员读博现象的蔓延。可悲的是，从党政官员到高校领导，对这种现象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听证秀——要涨价何必瞎折腾

　　我国自2001年12月广东省物价局在全国首次举行春运公路客运价格听证会以来的10年间，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各种类型的听证会。但从近年暴露出的种种怪象和丑态看，逢听必涨，听证会成了一些利益群体的走秀场。最为典型的当属2009年12月8日的哈尔滨水价听证会。有媒体记者进行了全面细致采访，发现了“三假”：一是听证会代表的身份有假，二是听证会代表的遴选程序有假，三是听证过程违背让每个代表公平发言的基本原则。在听证会上的13名消费者代表中，坚决反对涨价的只有退休教师刘兴晓一人，却总是无法得到发言的机会，激愤之下，只好向主持人扔矿泉水以示抗议。刘兴晓在参加听证会前，事先调查了全国各个城市的水价及居民的月平均收入。调查显示，哈尔滨的水价位居全国第四，而居民月平均收入在全国城市靠后。在半年的调研中，99%的老百姓都反对涨价。日前某报记者采访国家发改委官员时，该官员只是把发改委颁布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有关内容复述一遍，便辩称听证会是真听而不是作秀。用这类官话搪塞，百姓何以满意？

　　其实，涨价不涨价由不得老百姓，关键是要真听老百姓的意见，别在那儿瞎折腾！主管部门更不要护短，让听证秀一直演下去。

　　承诺秀——一打纲领不如一个实际行动

　　2月22日，重庆武隆县100多名县级、乡镇、部门一把手依次走上主席台，面向800多名代表和电视机前的几十万武隆民众宣誓：完成县委、县政府下达的各项重点任务，“如果完不成，主动辞职”。湖南浏阳春节后第一天万名公职人员宣誓引发的网民讥弹尚未平息，武隆宣誓又接踵而至。近年来，搞宣誓、承诺的一波接一波，其内容都是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都是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非要拿来搞宣誓、承诺，做给老百姓看看，难道不宣誓、不承诺就不去完成吗？难怪网友要嗤之以鼻，大加挞伐，认为是在作秀，不是没有道理的。

　　宣誓本来是严肃的政治行为，带有立军令状性质，而不是用来向公众表白或向上司邀宠。把每年的日常工作也拿来宣誓，年年都搞，也太随便了吧。

　　一再上演的承诺秀或宣誓秀，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习惯于运动式的大呼隆，开什么誓师大会，搞什么擂台赛，好像不如此就不叫重视。承诺也罢，宣誓也罢，关键在于落实。不落实，一切都等于零。落实没有，也不能由政府或几个领导说了算，要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没有落实就要真处罚，别拿批评、通报敷衍了事。既然轰轰烈烈开了头，就该实实在在结个尾。官员应该明白：宣誓和承诺，是个政治道德问题。

　　才艺秀——“明星”背后秀权力

　　去年12月29日，重庆忠县县委书记朱晞颜、县长刘贵忠将在本县投拍的电视剧《半城山水满城橘》中，饰演书记和县长，说是要当好促进农产品销售的“宣传员”和“播种机”。

　　过去，公务员是不大敢在才艺上有所展示的，怕领导和公众指责“不务正业”、“玩物丧志”。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宽松和娱乐业的发展，许多不识简谱、五音不全的官员也成了“歌唱家”，搞才艺秀的人越来越多，愿望越来越强烈。两年前，由原证监会副主席、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署名词曲创作的《神州颂》，居然走出国门远赴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以“非专业”身份，“展示了中国交响合唱领域的最高成就”。不识五线谱的王益让中国的专业音乐家们丢尽了颜面，他们还为王益大唱赞歌，而女粉丝们“王益、王益”的尖叫声，让人恍入新版《红楼梦》宝哥哥的选秀场。中国官员的才艺秀，让王益演绎到了最高水准。然而，王益被“两规”后，曾经的“中国《安魂曲》”被还原为“群众文化馆水平”；彼时的掌声和吹捧，不过是冲着王益的官员身份和他身上的权力而非“音乐家”的角色。

　　现在回过头来说朱书记和刘县长。你们在电视剧中，是“扮演”书记和县长呢，还是继续“当”书记和县长？你们怎么把书记和县长的职责和“宣传员”、“播种机”的角色完美统一起来呢？干部的职责是为民理政，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这是很难很苦的事。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如果为了去展示既省力又出名只能看的花拳绣腿，误了履职尽责，岂不是南辕北辙，得不偿失？

　　制度秀——不单单是下禁令

　　今年元旦前夕，广东省廉江市因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借乔迁新居之机大宴敛财受到查处一事，举一反三，出台“限宴令”，以10桌100人为大操大办的界限，试图遏制官员大办宴席的行为。“限宴令”发布1周内，取消的预订宴席达2100多桌，效果还是明显的。但是，也有人对“限宴令”提出了质疑，诸如如何区别正常人情往来与借机敛财，“秘密设宴”、“化整为零”报批、“只收礼金不设宴”怎么解决，等等。这就涉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一系列问题。

　　反腐败的许多问题，特别是“三公”问题屡禁不止，如何解决，很考验党委、政府和纪委的反腐败智慧，往往不是一纸禁令就能办到的。确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制度建设上没有下真功夫、花大力气，但又要显示自己在这方面的成绩，于是，不惜搞制度秀。他们制定了不少制度、规定、措施，但仅仅为了应付上级、糊弄群众，内心并不打算执行；有的搞双重标准，对下面是一个标准、一个要求，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人和“圈内人”则是另一个标准；有的是政策不如对策，规定不如关系，制度不如人情，禁令不如变通；有的把一些好的措施、好的制度当作秀，如政府采购制度、招投标制度、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度等，都有这种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原局长戴备军，在所谓的公开招投标项目中，让其情妇的公司中标22项，总额数千万元。不管什么好制度，在权力面前，都可以变成作秀的工具。

　　创新秀——不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这几年，思路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风起云涌。换个领导，换一套思路；换届班子，换一套打法，美其名曰“创新”，实际是穿新鞋走老路，只是拿“创新”唬人罢了。

　　现在有的创新，在三个方面和你“玩迷藏”：一是在“首创”、“首次”、“率先”上屡见荧屏，目的是迎合媒体心理，引起领导关注。比如前一段时间，有的地方法规提出公务员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予以辞退，便马上有媒体吹嘘这是国内首创。殊不知公务员法早在2005年4月就有明确规定，什么首创，照抄而已。二是只在皮毛上修修补补，不在体制机制上“伤筋动骨”。比如把“查处违纪违法案件”随意改为“查处违规案件”，且不说只是提法改变，翻遍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法规和正式文件，就找不到“查处违规案件”一说，因为违反宪法、法律、法规、规章都叫违法；违反党纪、政纪都叫违纪。而且公务员处分条例明确规定：“除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决定外，行政机关不得以其他形式设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事项。”“违规”有一部分属于违反操作规程或单位规定，不一定属于违反政纪；有一部分就是违反政纪或党纪，“违纪”已经包括了。为什么要用“违规”代替呢？看似严格，实则造成了概念的混乱。三是在外包装上哗众取宠，只开方不抓药，只会诊不治病。某地推出公务车贴标新规“八不准”，博得不少人赞扬。仔细一看，都是“不准酒后驾车”、“不准公车旅游”、“不准公车借个人”、“不准公车接送孩子或办私事”之类人所共知过去已有的原则规定，没有新货色，而且还规定“不准公车停放、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明显提醒别“撞到枪口上去了”。如此创新，正所谓画虎不成反为狗。

　　创新是要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在制度化、法制化上花力气，在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上上水平，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而创新秀则是把困难的工作当容易的事来办，把复杂的工作当简单的事来办，即便是首创，也难说是创新。

　　反腐秀——台上猛批 台下猛搞

　　在反腐败问题上作秀最充分的，当属贪官。贪官在位时间越长，贪得越多，就会越来越职业化。为了长期“潜伏”，边腐边升，搞起反腐秀来，手法也越来越娴熟、老到。

　　——在宣传上总是“高调反腐”。涉案金额8000万元、自称“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的曾锦春，被“两规”前一个多月，还在会上怒斥他的顶头上司、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我曾给他提意见说，“大伦同志，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要容得不同意见，要清正廉洁！但他听不进去。”郑州市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王治业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警告官员们：“凡是不该吃的都要吐出来，凡是不该拿的都要退出来！”结果，他自己吐出了387.2万元赃款。

　　——在行动上总是“铁腕反腐”。河南汝南县委书记崔流，2007年推出以DV拍摄官员公款吃喝以惩治“嘴上腐败”的有效措施，成了闻名全国的铁腕书记，在铁腕的背后，却是自己贪得无厌的种种手腕。被捕第一天，他就交代了1000多万元赃款。

　　——在被捕后还要秀出廉洁。安徽省马鞍山市副市长吕金宝在法庭上辩称，自己收受的购物卡能退便退，退不掉便转送儿童福利院。他说他有记工作笔记的习惯，这些在工作笔记上都有记录，并当庭秀出“廉洁笔记”。

　　腐败和反腐败，这两个看起来截然对立的事物，居然在有的贪官身上统一起来了。他们用“坚决”反腐败的言辞包装自己腐败透顶的灵魂；他们用打击别的官员的腐败，企图洗刷自己严重的腐败行为。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是对反腐败声誉的败坏和反腐败工作的践踏。反腐秀是官场秀中最恶劣、影响最坏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