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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数千煤老板转型困难 巨额资金亟须政策引导

2010年04月15日15:46

  山西煤老板的转型烦恼

  文_本刊记者 廖海青

  2010年3月28日,位于月坛南街的国家发改委大楼沉浸在阴雨绵绵之中。

  传达室里人头攒动,仅有的几条凳子早已经被人占满,人们三三两两的低头耳语,不少人身后还拖着行李。来自山西的胡润贵站在门口的角落里,焦急地不时掏出手机来看。按照规定,外来人员要进入发改委大楼,必须得到里面人的首肯,并到传达室交验证件,方可获得进门的通行条。为了等待来自“里面人”的指令,胡润贵已经足足等了一个小时。

  5分钟面试

  终于,从传达室的窗口传来一个女声:“山西的胡润贵是哪位?”胡润贵赶紧冲过去:“我就是!” 传达室的大妈连眼皮都没抬,“身份证带了没有?”

  这种冷淡让胡感觉有些小小的不适应。他曾经任山西某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现在是一家大企业的总裁,在当地也算叫得响的人物。但在这位门房大妈面前,似乎脾气也没有了。

  不过,当接过门房大妈递过来通行条时,他还是长长松了一口气。要知道有很多老板在发改委门口转悠了半年,请客送礼无数,上当无数,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跟这些人比起来,他已经算幸运的了。

  胡润贵登上6楼,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最西段的农经司年度计划处。门是半开着的,不大的办公室内摆了5张办公桌,显得拥挤甚至有些凌乱。但这个看似简陋的办公室,却掌管着全中国年度农业投资计划的审批大权。

  接见他的是年轻的处长,温和亲切,满面笑容。胡润贵连忙将材料递过去,充满期望地看着对方。谁知迎接他的却是兜头一瓢冷水:“你们来得不巧,年度计划今天刚刚发下去了。”处长微笑着说。

  没等胡润贵反应过来,处长又接着说:“再说,你们个人企业应该先报到省里,再到国家发改委备案的,直接找我们没意义啊!”

  “我们担心的是省里通过了,结果国家发改委通不过,等于白忙活,所以先到您这里来了解情况,也好有个底。另外我们还担心,如果先报到省里,省里会不会往上报呢?”

  “你投资这么大,省里如果没有配套资金,肯定也不会往上报的。”

  胡润贵显得有些失望。但他自然不甘空手而回,短暂的沉默之后,他问道:“不管怎么样,关键您看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审批的可能?”

  处长把材料摆在桌上翻了翻,不禁哑然失笑:“你把这么多不同的项目打包上来,哪一个司都不敢批啊!你拿回去好好改改。”

  会见就此结束。胡润贵抬腕看表,整个过程没超过5分钟。

  煤老板的烦恼

  胡润贵垂头丧气地打车来到位于王府井的东方君悦酒店,在那里,公司董事长赵一山正在等他的好消息。

  生于1961年的赵一山农村出身, 曾是山西省古交市的一个煤老板,中等身材的他,腆着个大肚子,一袭金黄色的唐装,右手戴着一颗新买的祖母绿戒指,跟记者握手时,他“啊”了一声——被戒指硌痛了。

  赵一山的第一座煤矿正式开采是在1994年,彼时,一吨煤价值17块钱,随后一路猛涨,最高时涨到1000多元一吨。业务最红火的时候,他一天的收益超过百万。从2003年起,古交小煤窑的转手价格被节节炒高, 赵一山又出手购入了3个煤矿,转让费用过亿。然而,在经历本轮“国进民退”之后,赵一山日进斗金的故事被划上了休止符,他的煤矿被悉数收编了。

  “每个矿国家只赔了900万,实在是太亏了。”他摸了摸额头,把脸转向一边。

  但日子还要继续。农村出身的他决定转向他熟悉的行业——农业。其实要说熟悉,也仅仅限于会种地而已。

  去年,他和一个自称留美博士的人合作建设纯种安格斯牛培育基地,基地还没建起来,那人就卷款潜逃,至今杳无踪迹。

  赵一山现在最大的项目是有机肥厂,已经投资了8000万。此外,他的计划书上还包括5万只规模的养猪场、2000亩生态林、7000平方米的连栋智能温室等,总投资超过10亿。

  他计划把这一揽子项目打包成一个大项目向发改委申报,从而获得国家的大力支持。文化不高、对政策了解有限的他,为了方便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不惜重金把曾任副县长的胡润贵请过来当总裁。按照他的设想,随着公司转型发展,不仅可以解决大量当地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在给农民增收创造条件的同时,还可以发展当地的农业旅游资源。

  煤老板赵一山天真地以为,有了这么多好处,国家发改委没理由不批。但胡润贵的汇报让他彻底断了念想。

  “闹了半天原来我们是一厢情愿啊!”他不无懊恼,把戒指摘下在桌上猛敲几下。

  “看来只有把项目分拆了,但这样的话,国家发改委最多给你200万的专项资金,地方配套大概指望不上了”。胡润贵说。

  “那就没意思了,毛毛雨,还要给他们做账……”赵一山撇撇嘴,有些不屑地说。

  赵一山当初决定进军农业,一方面是因为熟悉,另一方面出于“国家扶持农业的力度将持续加大”和“农产品价格将上涨”的预期。这两个预期不能说错,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赵一山的身上体现。

  “幸亏当初没有一头扎进去,不然就进退两难了。”他悻悻地说。

  碰了壁的赵一山打算转向另一个领域。他2008年在广西东兴和河北邢台买了两块地,打算开发房地产,但出于对楼市泡沫的忧虑一直没有动工。现在农业的项目眼看是要黄了,而房价又节节高升,进入楼市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转身之难

  赵一山是山西煤老板转型发展的一个样本。

  经过本轮国进民退,到2010年底,山西省原有的2600座煤矿将只保留1000座。这意味着,山西数千名煤老板将从煤炭产业退出,进入新的投资和产业领域。据业内人士估计,山西各地“煤老板”手中大约有3000亿元的资金,而国内投资渠道狭窄,煤老板的巨额资金将投向何方亟须政策引导。

  据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一位官员介绍,煤老板转型在山西已经是普遍的现象,但成功的并不多。“煤炭太容易让人暴富了,利润太高,操作难度又不大,大家都在找项目,但还能有哪一个行业能像开煤矿这样赚钱呢?”

  “小煤矿利润大,但属于粗放式管理,高科技和服务业,既要求精细管理,更有技术门槛;人才、管理技术跟不上显然具有很大经营风险。” 山西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周明定表示。

  上述煤炭工业协会人士称,山西省小型煤炭企业主大多数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这几年各地加大了对他们的教育培训力度,也限于煤炭业的政策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

  “这些土生土长的煤老板再重新选择一个产业来创业很难,受本身素质能力所限、产业转型所需市场环境不成熟等因素,容易因为轻率冒进而失败。”

  对多数出身农村的煤老板来说,选择农业和养殖业是自然而然的事。据了解,目前山西省共有610个煤焦铁企业创办和转产农产品加工业,形成投资总额68亿元,其中投资上亿元的企业有23家。但农业受自然和市场风险双重影响大、周期长、利润薄,这对习惯了日进斗金的煤老板们来说不啻是一种考验。

  同时, 民营企业投资受到的制约和瓶颈很多,也是“煤老板”转型困难的重要原因。土地、资金、人才、管理、技术、信息缺一不可,这些要素的取得,对于国有企业可能容易一些;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获取成本依然很高。

  山西省农业产业化领导组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些转型企业尽管在社会上形成一定影响,但考察中发现大都还在建设中,没有形成生产能力。”山西省农业厅厅长孙连珠亦承认,山西省进行农产品加工业的龙头企业规模小、布局散,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带动能力还不够强。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指出,在一些煤老板转型成功的同时,还有不少煤老板的重新投资带有盲目性,建议政府采取措施,运用金融、产业政策的“杠杆”给予更多的引导和支持。使其走上有利于全省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来。

  对整个山西省来说,煤老板的回归关乎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大计。 2009年8月19日,山西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意见》,提出实施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513”工程。11月10日,山西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513”工程启动,作为配套,省财政等部门拿出大约3亿元用于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省级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金融部门也有相关的优惠配套措施。

  但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煤老板投资到农业上来,以及投资后能否实现良性发展,这一切尚待时间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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