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平：为农民谋幸福，敢于冒险“突禁区”

　　宋平，1917出生于山东莒县，1934年起在北平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学习。历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八年陇原三段分，处乱治穷费尽神，是非功过应与析，党心民心与良心。”当年，宋平奉命从他工作了八年的甘肃回京，写下了这几句话。一个敢于用“良心”见证历史的人，一定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总会在胸襟里装着最普通的人和最需要关心的人，他甚至不怕牺牲自己，只要有能力、只要有精力，就尽可能为他们做更多有益的事。当前，农村的经济发展遇到了新的挑战，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人到致力改革的有志之士，都在努力为农民问题探求着新的出路。曾为使数亿农民过上幸福生活而不懈努力的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宋平，虽已年近九十，但仍旧一如既往地关注并为此不懈努力。我们从他的往事里，可以感觉到他平凡而又可贵的精神。

　　1934年，宋平在北平大学农学院学习时，就笃志学农兴农。宋平的血管里奔腾着农民的血液，他曾矢志在贫困地区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骨子里为农民致富做实事的信念始终不曾动摇。在他的一生中，尽管曾变换过许许多多的职务，但他不论走到哪里，都不遗余力地为农民解忧排难办实事。

　　为农民谋幸福，敢于冒险“突禁区”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年时间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而它本身又经过了从包工、包产到组，到包产、包干到户的发展过程。“组”和“户”一字之差，所蕴含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这之中，宋平曾为触犯“公认”的原则、突破所谓“禁区”作了不懈的努力。尽管此间“险象环生”，但最终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

　　1973年春，甘肃中部地区22个月没有下过透雨，旱情十分严重。刚刚到任不久的宋平，到中东部地区察看灾情，向甘肃省委汇报后，实施了紧急救灾措施，使灾区人民顺利度过了灾荒。但是，这只不过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条件如果没有根本性改善，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就不会被充分调动起来。于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成了宋平难以安枕的头等大事。

　　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后，宋平紧紧抓住农村问题不放，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村调研，察看了大量的生产队，在农家院子里主持了许多座谈会，随后主持制定和发布了一些有利于农村经济恢复的决策性文件。但由于“左”的影响仍然严重，有些地方干部依然心有余悸，不敢抓落实。这种现象引起了宋平的高度重视。

　　为此，宋平到农村基层蹲点，通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深感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不容乐观。不久，甘肃省委结合农村实际，又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十个问题的试行规定》，绕开中央刚刚颁发的《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决议》中提出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提法，着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生产指挥、经营管理权和产品分配权”。

　　1979年春节刚过，一个划分作业组、牲畜分户喂养的热潮迅速在全省展开。在一些十分贫困的边远山区，农民自主决策的包产到户也悄然出现。革命老区庆阳县推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作业组，不少社员承包山地而大获丰收，由往年连肚子都吃不饱一下子变得吃穿有余。

　　正当甘肃广大农村普遍推行作业组、建立责任制，轰轰烈烈开始春耕、春播之际，《人民日报》于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读者来信，并加编者按称：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其他一些中央媒体也紧跟着作出了反应。

　　甘肃干部群众反映强烈，有的批评写信人根本不了解农村实际，成心不让农民吃饱肚子；有的准备上访，讨个说法；有的则担心又要受批判，准备挨整。为消除媒体造成的消极影响，稳妥地推进农业生产责任制，甘肃省委于当月下旬召开了各地市州委书记座谈会。宋平在会议上强调，广大农村实行以作业组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符合甘肃生产力发展水平，应坚持搞下去，不要听风就是雨；对前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不能求全责备，更不要随便纠偏。“倒春寒”的阴影很快得以消除。

　　10月，宋平在甘肃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上分析了甘肃农村改革的形势，会议讨论通过了宋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六条意见》)，红头文件上明确提出：“某些农牧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单庄独户，可以实行责任到人和包山户等形式。”于是，“责任到人”、“包山户”这些新名词新提法陆续出现在甘肃省委的正式文件上。

　　同月底，国务院一位分管农业的领导同志托人打电话转告宋平，要他纠正包产到户等不符合中央规定的做法，说：“哪有省委第一书记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搞包产到户的!”甘肃省也有一些干部对《六条意见》有看法，认为放得太开，忧心忡忡。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12月8日，甘肃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六条意见》下发后农村改革的形势。会上，书记们发言十分热烈，观点、态度也十分明确，一致认为《六条意见》不能再变。宋平在作总结发言时强调：“一切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不要怕冒尖，步子要快。观望一年，就耽搁一年庄稼。”

　　就这样，包产到户迅速在甘肃全省推开。“包产到户心欢畅，人人都把力出上。牛羊满坡粮满仓，有吃有穿没愁肠。”“包产到户办法好，农林牧副一齐搞。商品生产发展了，挖去穷根扎富苗。”一段段顺口溜，无不表征真实的民情民意。

　　在晚年，宋平回忆起甘肃包产到户的经历时说：“那是千百万农民为解决吃饭问题选择的办法。它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势不可挡。”

　　为普通人树碑立传，“愚公”是他敬仰的人

　　一个这么不遗余力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心中一定对农民装着真切的感情。在甘肃的广袤大地上，到处都流传着宋平和普通百姓的故事。

　　2000年7月，甘肃会宁县桃花山上，一位耄耋老者缓缓登上山巅，走向坐落在这里的“红嘴山上新愚公郭富山”半身铜像，放置好花环，三鞠躬……

　　是什么让一位白发老者不辞辛苦拾级而上、顶礼膜拜？被祭奠的是一位地方劳模。这位已年逾八旬的老者，就是当年主政过甘肃的宋平。郭富山是会宁县一位普通的林业员，自1964年起，20多年坚持不懈，一个人修了753块梯田，移动土方4.2万立方米，植树造林125亩，成活树木3.8万多株，使原本荒秃的红嘴山变成了“花果山”，创造出干山枯岭植树造林的奇迹。1973年，宋平在会宁了解灾情，听了县上汇报了郭富山的事迹，当即决定上红嘴山看望。

　　看到红嘴山上成片的林木和被郭富山磨秃了的七把铁锨，宋平深深地震撼了，紧紧地握住郭富山那长满了老茧的双手，深情地说：“老郭，你干得好!你创造出了黄土旱塬植树成活的好经验。眼下有困难是暂时的，我帮助你，咱们共同努力吧!”于是，一位平民百姓与一位地方长官结缘。

　　宋平一贯坚决反对请客送礼，不仅在各种会议、场合痛斥这类腐败现象，而且身体力行。为此，没有人敢给他送礼，否则就会吃闭门羹，碰上一鼻子灰。然而，在甘肃工作期间，他也曾收过“礼”，但这样的收“礼”却被干部群众传为佳话。

　　1979年12月，郭富山作为甘肃省人大代表到兰州参加会议，并给宋平带来了几个红嘴山上产的苹果：“宋书记，听说你从来都不收礼，但这几个苹果你得收下。一来感谢你对我一个农民的支持；二来说明只要下工夫，干旱有治。”宋平激动地说：“老郭，你送的苹果我收了，这不是一般的礼品，是你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为了表示支持郭富山的工作，宋平回赠了两把崭新的铁锨。

　　1978年和1980年，宋平又两次上红嘴山看望郭富山和他的树。1987年4月，宋平得悉郭富山去世的噩耗后，十分悲痛，专门给会宁县委打电话表示深切的哀悼，并送上花圈。两年后，国家“三北”防护林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宋平到会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郭富山的事迹，并提出建议为其塑像。

　　在郭富山去世13年之后，到甘肃考察的宋平特地抽空登上会宁县的桃花山，瞻仰安息在这里的农民朋友、造林愚公郭富山。是的，故人已去，但他的精神却已化成一座青山，融入了这片可爱的土地。不过，在这座丰碑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座丰碑——一个始终为最普通人谋利益的伟人的高尚精神，已经深深地记忆在人们的心里。

　　乡土间那些贫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