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贫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普遍现象，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法登的说法，人类还没有发明可以平均分配财富不让穷人产生的制度。这很遗憾，但事实就是如此。不过，事情的积极方面是自20世纪以来，地球上的绝大多数政府都把消灭至少是减少贫困作为自己最主要的职责之一。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均贫富的乌托邦性质，然而这一点丝毫也不会影响到减贫的道义高尚性和政治必要性。
尽管如此，在如何减少贫困方面，各个政府采取的策略或手段却相去甚远。最近从喜马拉雅山南边传来了一条耐人寻味的消息。印度中央政府计划委员会委托的一个独立调查机构按照政府意愿通过修改参数使得印度的贫困线以下人口（BPL）增加了几乎整整1亿，贫困人口比例骤然增加到37%以上。自1970年代以来印度“穷人”不断减少的趋势一夜之间被终结。就数字而言，曼·辛格率领的国大党政府一下子使印度减贫斗争的成果倒退了十几年。
为什么作为经济学家的辛格要把9000多万印度人重新归类为“穷人”？原因在于新公布的《印度食物安全法》要求政府以优惠价格（不到市价的一半）向贫困线以下家庭每月出售35公斤大米或小麦。修改贫困线指标显著增加了印度政府的预算负担，同时也显著减轻了2000多万户印度低收入家庭的财务支出。当然，此举绝非印度政府有钱没地儿花，而是因为一年来印度粮价上涨速度过快，按照旧标准已经脱贫的那部分低收入人群恩格尔系数重新变大。
然而，无论如何，人们都要钦佩印度政府至少在这件事情上的诚恳态度，以及从中折射出的在减贫问题上严肃认真不搞“政绩工程”的立场。让一亿人“被贫困”是需要政治勇气和财政实力的。10年来印度已经习惯了“崛起”的美誉，承认自己国土上将近四成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对于印度政府来说并不容易。此外，为解决“被贫困”的这部分人口，印度政府所要支付的经费远远超过全体政要向各自选区的穷人派发粮食红包的费用，而公共关系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无独有偶，喜马拉雅山的这一边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中国住建部频出组合拳打击投机性住房的同时，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正在大力加强针对所谓“夹心层”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许多有条件的地方也正着手逐步扩大社会福利体系的覆盖范围和保障力度，从医疗城乡一体化到养老保险标准的逐步提高，再到户籍制度在用工及福利领域作用的下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努力使绝对贫困人口下降的同时，也在向提高“夹心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方面倾注更多力量。
有人将对他者的帮助分成两个层次，即“一等关切”和“二等关切”，如果说前者意味着拯救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需要100美元，而后者则意味着使大量民众生活的困顿在程度和范围方面均有所改善，可能需要100亿美元，并且被帮助者人均还得不到100美元。这个数学模型恰当不过地说明了“一等关切”和“二等关切”之间的关系。“一等关切”要让某些具体的儿童不致于因饥馁而夭折，从而可以通过孩子重现的笑脸而让我们的良知获得平静，但其实并不需要社会支付更多成本。相比之下，“二等关切”着眼于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看不到任何戏剧性效果，而任何政府，不管多么财大气粗，其成本都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让大多数人享受到发展成果却最终能让我们所在的城市和乡村的大街更加宁静。
对于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崛起”国家来说，认识到这二者理应享有同等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逢年过节给“五保户”送去一桶油、200块钱固然也能帮助一些具体的不幸者，但绝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最佳方案。况且，如果能让更多的中低收入阶层民众生活压力更小，显然会使这部分人——无论如何，这部分人肯定是任何转型社会的多数——的创造力得到更多发挥机会，从而使他们也能从社会保障体系的受惠者成为施与者，最终有利于特别不幸的那部分人。最后，更加关心改善刚刚脱离了贫困线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甚至使他们“被贫困”，还可以防止一个社会陷入“被富有”的浮华和虚荣当中。毕竟，一个“被富有”的社会，往往也是一个暗流涌动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表象上，甚至是事实上的高效率并不会自动修正在文章最前面提到的人类的那个“智力”缺陷。（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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