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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上的流浪汉基本都能得到非政府组织发放的毛毯御寒。路透社 |
201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六十周年。 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很久以前就有互相学习的历史。当年唐太宗时期向印度学习进口制糖技术，中国一跃成为产糖大国。而在更早的时候，印度也是通过向中国学习才掌握了丝绸技术。
如今，虽然印度英文媒体上不乏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报道和评论，不过在涉及中国的文章中，其实也经常出现“学习中国”的字眼。相反，中国该如何发现并学习印度的优点，在中国媒体上却并不多见。当我们在关注保护弱势群体、传统文化传承，呼吁解决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时，其实印度已经走在了前面。
印度的经验和做法，或许有些对中国并不适用，但却提醒我们思考：为什么有些事情印度能够做到，中国做起来却那么困难呢？ 学习印度好榜样 印度“好的地方”并不像其“坏的方面”那么暴露，特别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如果没有细心观察和亲身体验，恐怕是很难发现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唐璐发自北京前些天，当我向中印朋友透露自己准备写这篇文章后，他们都大笑不已。印度朋友说，“印度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让中国学的”。中国朋友则称，“除了软件一流之外，印度就是一个脏乱差和腐败盛行的国家，我们向它学习什么呢？”
朋友们的反应并不令人奇怪。任何一个到过印度的游客都会对印度的破旧、杂乱无章、遍布的贫民窟、办事效率低等诸多“坏的方面”一览无余，这可能是导致很多人对印度总是印象不佳的最根本原因。而印度“好的地方”却并不像其“坏的方面”那么暴露，特别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如果没有细心观察和亲身体验，恐怕是很难发现的。
【壹】火车票、手机均实名 火车实名制话题在中国一直热度不减。今年春运期间，南方几个省区已经开始了试点。与中国是为了解决“一票难求”不同，印度火车实名有着自己的目的。
我在印度时，曾有一段时期住在古吉拉特一个小镇阿南德，那里不仅没有直达火车，一般过路车都很少。对于经常要去新德里、金奈等大城市的我来说，如何购买火车票成为最怵头的一件事情。为了帮我解决难题，印度朋友特意把阿南德火车站的小头目拉瓦尔先生介绍给我。第一次与拉瓦尔见面，他便递给我一沓火车票申请表，“你先填一张，剩下的留着以后用”。按照表格，我把列车车次、目的地站名、乘车日期、姓名、年龄和住址等都逐一写明。而根据所填写的性别，火车站还可以给乘客分配包厢。
“拿到火车票后一定要把票面上的PN号(乘客号码)记住，你可以通过这个号码在手机上或者互联网上查到火车票所处的状态。”拉瓦尔说。
有一回我不小心把火车票弄丢了，眼看着就要到出发日期，情急之中给拉瓦尔打了个电话，他可一点不着急，“没事，告诉我那个PN号码，我可以帮你查到再打印一张。”我当时就在感叹，还是印度火车实名好啊。
当然，印度实行火车实名制可不是为了解决这种小问题。据说在100多年前，英国人刚给印度建立铁路系统时许多火车都破旧不堪，导致铁路事故频繁发生，伤亡不断。为了及时确认遇难乘客身份，当局决定采用实名购票制度。尽管在没有电脑的年代实行火车实名制度其实困难重重，但由于其好处显而易见，特别是在火车上抓捕在逃犯人以及寻找传染病人的时候更是得以体现，所以火车实名制度在印度一直坚持下来。
印度不仅火车实名，手机也是实名。而对手机实名的了解也是在几番遭遇之后才知晓。
去印度之前我已经打听好各种关于售卖手机卡的信息，于是一到新德里便在小摊上买了一个类似“神州行”的手机预付卡。然而几天后，由于我的手机服务出现故障，只好向印度朋友普拉卡特求教，他建议向提供手机卡服务的印度公司咨询，但我在购买手机卡时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这个手机小贩已经违法了。”普拉卡特说。
几年前，印度任何人都可以随便买电话卡，但政府后来发现有人利用手机干违法的事，于是下令全国一律采用手机实名制度。
另一次买手机卡是在阿萨姆邦旅行时。当我告诉手机店老板要买电话卡时，他马上说：“可以，但你要拿出护照复印件，还要填写住址。”由于我住在宾馆，所以被要求必须要有宾馆出示的文件，“证明你是宾馆的房客”。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宾馆，而他们的回答让我彻底失望：“从来没有这种先例，不能给你出示证明，况且你是外国人。”回到那家店，我再次希望老板对我网开一面，但他的态度很坚决，就是一个字：NO。
这就是印度的手机实名制。虽然有时会感到不便，但我欣赏印度人执行制度时的那种执着，而这种执着的背后透着他们强烈的法制意识。
【贰】民族文化演出全免费 每次到印度，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欣赏印度舞蹈或者去听印度古典音乐。而我之所以迷恋上印度舞蹈和音乐，应该归功于印度传统文化普及工作的到位。
第一次欣赏印度音乐舞蹈，是在印度对外文化委员会所属的一个高级剧场。那天路上堵车导致我迟到了十几分钟。在微弱的灯光之中，我发现很多观众居然都能非常娴熟地与台上的舞者或乐者附着节拍，不时摇头晃脑或者用手比划着舞姿。当时暗想，能到这么高雅的剧场来欣赏印度传统文化的一定多数是外国人。晚会结束后我终于看清身边的观众，原来几乎清一色都是印度观众，很多都还是年轻人。
散场时后排的一个印度朋友告诉我，他每天都看报纸上的各种文化信息，只要这个剧场有他喜欢的演员，他都会来看。我问他，“来这里看节目，票一定很贵吧？”“哈哈，免费。”“啊？这么高级的剧场演出也免费？况且今天演出有几位都是印度一流的舞蹈家。”“是的。为了让每一个普通印度人能够欣赏到国粹，几乎所有印度民族艺术演出的门票均是免费的，那些享誉国内外的大师的表演也是如此。”
后来才知道，印度艺术家的演出费用分别来自各级政府拨款和企业的赞助，政府对赞助款不收税。赞助企业可以得到20%的演出票，并可在请柬、节目单、广告栏和舞台上制作其广告。例如，为了支持民族文化，新德里最著名的剧院之一KAMANI剧院在场次的安排上都是以民族文化为主，每年此类演出大约占80%，门票免费；其余不到20%是话剧、交响乐等外来艺术，这些演出是要全部售票的，政府则对剧院的这部分所得收取税费。
最近十年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印度传统文化也受到强烈冲击。不过这种冲击十分有限。
我在古吉拉特认识一个叫德塞的理科大学生，每次学校里有印度古典音乐演唱会他都会叫我一起去看。德塞告诉我，“我喜欢听宝莱坞电影歌曲，也喜欢西方流行音乐，但我更爱印度民族音乐。”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印度文化是强者，不管当今全世界流行什么，印度人还是要听自己的传统音乐，看自己的宝莱坞电影。
【叁】大学不准盲目扩张 专升本，系升院，学院扩充大学，普通大学变成综合大学……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大学流行的发展模式。而印度的趋势看上去好像与中国有点背离。
最近两个月，班加罗尔的印度小姑娘尼哈就心事重重，因为她就读的班加罗尔基督教大学可能将被降格为基督教学院，“果真如此，我就不能在这个学校拿到学位，那将会对我的未来就业产生影响。唉，我妹妹本来也打算报考这个学校呢。”
原来，今年1月印度人力资源部发布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公告：在印度现有的126所“准综合大学”中，将取消44所被发现不符合要求学校的有关资格；勒令另外44所大学予以整顿，整顿期为3年；其他38所被认定合格的学校则可以继续保留其地位。
印度的大学好比种性制度，也分成三教九流。从性质上说，大学有公立和私立之分。目前中央直属公立大学有18所，邦属综合大学200多所，还有126所“准综合大学”。
从类型上看，印度的大学则分为单一教学的大学（比如尼赫鲁大学）、拥有附属学院的大学和联合大学（例如德里大学）。大学和学院的最大区别是，大学可以对其所附属的学院规定课程、举行考试并授予学位，而学院只承担本科生的培养，教学质量由大学来监督，所以一般来说学院大多附属某个公立大学。
在90年代中期，印度涌现出一批拔尖的学院，它们希望自由改变课程或者扩大校园。为此印度中央政府于1994年颁布规定，允许表现最突出的学院升格为“准综合大学”。
这意味着，它们经过10年左右的考察后便可以转正成为大学。在过去的十年，印度的准综合大学呈爆炸式增长。根据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公布的材料，从1956年到2000年印度一共有41所准综合大学，而在2000年之后获得提拔的准综合大学已经达到80多所。
萝卜快了不洗泥。尼哈所在的基督教学院原来附属于班加罗尔大学，升格后该校学费窜升，招生人数增多，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面临严峻的压力，学校教学质量受到很大影响。由于发现一批“升格”后的准大学均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印度人力资源部下决心要整肃秩序。
不过由于准大学降格可能牵涉到20万印度学生的毕业文凭，因而一些被降格大学已决定就此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不管这个案子最终结局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印度政府已经表明对于教学质量下降的“准综合大学”决不姑息手软的决心。一旦基督教学院被降格成为最终事实，对尼哈来说固然是坏事，但假如此举能够促使学校重新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对尼哈的妹妹来说兴许还是好事呢。
【肆】印度女性特权多 在印度，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印度母亲是伟大的，印度妇女却是受压迫的”。由此我一直想，印度妇女到底有没有社会地位？
就整体而言，印度妇女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都过着低下的生活。然而，却也时常能够感受到妇女的一些“特权”，例如在印度的公共汽车上，有一排座位明确规定留给女性。只要看见妇女上车，坐在妇女专座上的男性便会自觉起身让位，假如某位男性视而不见，任何女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要求他起来。
印度火车和地铁也都有妇女专用的车厢。此外，在许多经常需要排长队办事的公共场所，也都有为妇女专门开设的窗口。正因为这个特权，每次我和男性同伴出去旅行购买火车票时，排队便成为我的专利，因为在妇女窗口站队往往可以节省大家一半的等待时间。
在一向被视为男人世界的印度政坛，女性的声音也在日益提高。今年3月9日，印度议会联邦院（上议院）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被命名为《宪法第108条修正案》的法案。根据该法案，印度中央以及各邦议会都必须为妇女议员保留33％的议席。尽管这个法案要获得议会下院通过仍需克服一些阻力，但是能够把这样一个关乎印度妇女争取自身政治权益的法案提到议会日程已经实属不易。
【伍】弱势群体受政府保护 印度穷人虽然很多，但是总的感觉他们都还能享受到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权益。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重视且出台了许多保护落后群体的政策，另一方面，社会对他们拥有很大的宽容度。与此同时，更与弱势群体会维护自身权益有关。
初次体会到这一点，还是在我从事研究的那所大学。一天，我的导师把一个脸色很黑、个子很矮的印度中年男子叫到我面前说，“为了帮助你更好地做研究，我帮你找了个打杂的小工。他叫马甘，每天会给你打扫房间，送报纸，如果你想喝水喝茶，只需按一下桌上的铃他就给你端来。不过你可别忘记给他小费。如果属于房间大扫除，你需要给小工30卢比(合人民币6元)。”
渐渐地我和马甘混得挺熟，他特别勤快，好像办公大楼里很多教师都喜欢叫他办事。这些小工每月能挣多少钱？“估计2000卢比，但是每到大的宗教节日全校教工都会给小工们一笔额外费用。”导师告诉我，这笔钱不是给某一个小工，而是给全校所有10个小工，他们有一个工会联盟。如果小工们对自己的待遇不满，可以用联盟的名义投诉某一位教员，这时将会由校方来判断是非。假如我不给小工小费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导师说，“那他们会认为你不尊重他们的劳动，以后你按铃他们可能不理你。”
上面说的仅仅是一个非常小的故事。其实印度政府为保护弱势群体，从接受教育到就业都有一套完整的政策。例如政府规定在大学和政府机关里必须为低种姓保留一定比例，这个比例只能是符合待遇的低种姓才能享受。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那些来自偏远地区的落后穷人也有机会考上像尼赫鲁大学这样的著名高等学府，或者进入类似外交部那样的印度政府机关。虽然一些印度高种姓的人群经常抱怨低种姓剥夺了他们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但印度政府仍然顶住了压力，毕竟，保护弱势群体是一个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
【陆】非政府组织显神威 印度是一个“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政府的治理固然起着轴心作用，但是强大的非政府组织也在无形之中推动和帮助政府各项工作的运转。例如在古吉拉特大地震以及印度洋海啸时，率先冲到受灾最严重地区的全是印度的非政府组织。
2004年印度洋海啸期间，我恰好在损失最严重的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看望印度朋友曼内卡。曼内卡是一个做进出口贸易的小老板，那些日子她显得异常繁忙，看着她的助手们不断地在一张长长的表格上指指点点，起初我一直以为是在讨论出口订单，后来才听明白，他们在研究从各方收集到的金奈渔村的受损程度，那张表反映的是各家各户当前最急需的物品。难怪我在曼内卡家里看到堆成小山似的床垫、枕头以及各种食品，原来她一直在为灾民忙乎呢。
曼内卡不仅是小老板，还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成员在救助金奈附近的一个小渔村。一天，曼尼卡邀请我一起去那个渔村查看灾情。看见曼内卡，村民们都像见到亲人一样激动不已。他们不停地向曼内卡讲述着村里的受灾情况。尽管这场巨大的自然灾难让他们家毁人亡，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透着镇定和一种特别乐观的情绪。这让我感到很诧异。我悄悄地问了一下那个经常露出笑脸的印度大哥，他告诉我，儿子在这场灾难中身亡，老婆受伤，房子全没有了。那你为什么看上去还那么乐观呢？“为什么要愁眉苦脸？海啸让我倾家当产，可是神留住了我，有政府在帮助我们，还有曼内卡他们在帮助我们，我们什么都会有的。”
这些村民在自己受灾很重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如此乐观地帮助别人？曼内卡笑着说，“我们平时经常派人到村里给村民上各种文化课，比如应该如何面对困难，再比如早上为什么需要喝牛奶……”也就是说，曼内卡并不只是因为海啸才来救助村民，他们已经帮助这个村子好多年了。
后来随着在印度的深入生活，我观察到更多印度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他们都是在做慈善工作，帮助穷人排忧解难。由于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热心参与和帮助，许多印度穷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变化。
【柒】穷人看病不犯愁 我在印度走进医院看病的次数不是太多，不过印度政府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巨大反差却给我留下难忘印象。
新德里著名的萨夫达江政府医院的入口处永远像是集贸市场，而国际一流私立连锁阿波罗医院的外部环境却像度假村。在阿波罗医院的看病经历曾让我唏嘘不已，这种超豪华医院只能是印度富人才能负担得起。
所以，尽管人满为患，更多的印度人还是会选择在政府医院就医，因为印度政府规定，所有印度公民都可以在政府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当然，如果使用费用高昂的进口医学仪器或者进口药品，需要自己承担一定费用。对于那些囊中羞涩又患有严重疾病的穷人来说，即便是没有钱也可以先治疗，假如能够拿到居住地有关领导出具的证明，事后同样可以免去大部分医疗费用。
不仅在城市的人看病有保障，印度政府对农村的医疗保健问题也非常重视，为此政府给每个村都派来医生，农民生病可以先在村里由政府出资兴办的诊所免费治疗，如果政府医院不能治疗才会被转到高一级的诊疗所。
如此看来，印度政府已经基本解决了穷人看病的问题。不过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为了解决一些政府医院医疗条件落后问题，政府不仅在逐渐增加投资，还采取了更积极的办法。
贾格迪什是哈里亚纳邦的工人，按照印度政府的标准，他属于生活低于贫困线(BPL)的那群人。长期劳作使他总是感到呼吸困难，全身疼痛。虽然他已经在小镇上一家政府专门为工人开办的医院(ESI)治疗了3年，但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偶然间，贾格迪什得知像自己这样的贫困户可以申领一种RSBY医疗保险智能卡，只需交30卢比便可以让他的家庭免去在包括私立医院在内看病3万卢比的费用。
据说这种RSBY智能卡已经在印度许多邦开始推广，不过目前还仅仅局限在BPL家庭。在两年之内，所有参与印度《全国乡村就业保险计划》并在一年之内工作满15天的工人都可以享受到这种RSBY智能卡服务。
这些地方不可学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唐璐发自北京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唐璐发自北京相较于印度“不明显”的优点，它的缺点却似乎很“露骨”。所以毗邻而居，对以下缺点尽可以之反省，却万不可学。
【壹】办事效率低下 有人说，只有慢性子的人才会比较适合在印度工作，因为在印度要办成任何事情都需要“磨”和“泡”，特别是与印度政府机关人员打交道。而同样办理一件事情也没有一定之规，极有可能今天例行的章程，到明天就改成了另一个。
最痛苦的是，当你好不容易查清楚最后能拍板盖章的官员姓甚名谁时，即便在工作时间内，也很难找到这个官员的踪影。一问旁人，回答多半是“就在附近”，或“出去喝茶”，谁也不能告知确切的信息。
办事效率低下，是印度官员的一个“通病”。记得印度人民党的“笔杆子”、前减资部部长阿伦·苏瑞先生曾在一本书里记述过一个典型且有趣的案例：印度钢铁部向减资部咨询“公务员是否有权使用绿色或红色水笔批注文件”，经过几周讨论，减资部认为此事需要印刷局决定。又过几周，印刷局退回文件，建议交由印度人力资源部。于是，相关的部门为此事反复开会、讨论、作决议，最终竟花费了数月时间定论：“初稿可以用蓝色或者黑色水笔，修改过程中用绿色或红色水笔。”
这个故事听起来虽然可笑，但却精准地反映了印度官僚机构的办事繁琐。难怪印度裔世界钢铁大亨米塔尔特别推崇在中国开办工厂。米塔尔曾对印度一家商业媒体说：“在印度开办工厂太难了！我不仅需要与政府谈判，还要与拥有土地使用权的部落民众交涉，这一谈至少需要两三年。而在中国，当我问起"土地在哪里"时，中国政府官员会告诉我，90天内一切都会打理好。”
【贰】腐败泛滥成灾 尽管腐败现象并不是印度独有的，但是，印度的腐败可称得上“泛滥成灾”。
印度公务员本来严禁收受贿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小恩小惠却可成为推动公务员提高办事效率的有效方式。正如印度政治问题专家梅塔于《民主的负担》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在公民与政府打交道的每个地点，在他们被记录、登记、征税、采集信息、获得许可、获取批准或者被评估的每一个场所，人们都会有一种公开的讨价还价的感觉。”
一个典型事例是，在新德里国际机场办理行李随机托运手续时，有海关检查官发现外国记者携带了大量书籍，便以“这些书属于新书，违反印度法规”为由试图罚款。然而，检察官说不出所谓“新书”的标准，于是拉锯战相持不下。后来，外国记者提出要报道此事，检查官的态度立即180度大转变：“你一分钱也不用交，不过这事只能是你知我知。”说完，检察官为记者盖上了通关大印并笑着把其送出大门。
见微知著。随着印度经济的繁荣，稀缺的土地资源和公民基础设施成为商人们逐利的焦点，而由贿赂决定的“谁来修建、修建什么、如何修建”等问题，一旦最终完成的是豆腐渣工程，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叁】基础设施极其落后 每一个到访印度的游客，想必也都对其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印象深刻。
在印度，顶着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走到网吧，刚刚上网便遭遇停电，这样的事情似乎早已稀松平常。
但这不意味着印度不重视基础建设。“要向富、先修路”，这条“金律”印度人也了解。2006年印度完成了巨大的“黄金四边形”基础设施工程，这条长达5000多公里的公路网把新德里、加尔各达、金奈和孟买四大城市连接起来，但这并不能改变印度基础设施落后的基本现状。
如今，印度的公路至少有1/3是属于破损的，即便在那些基本完好的公路上行驶也会非常费时费神。例如在北方邦，由于多数公路凹凸不平，许多村民无法将过剩的农产品运到市场。由于道路条件太差，很多外国投资商在从孟买机场下车后还没抵达宾馆，就已经打消了要在印度投资的念头。而尽管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决心要加强国家基础设施，可地方上的各种利益争执使得基础设施改善的希望总显得那么渺茫。
【肆】媒体集体浮躁症 据理力争的声音不少，其中便有印度媒体，后者一直以印度公民社会最强有力的参与者而自居和存在。
除1975-1977年紧急状态这段时期内，印度从来没有官方审查制度。然而，政府却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施加影响。例如在1991年以前，印度官方经常采用调整报纸出版量配额等行政方法来限制或者影响媒体的报道。为求得生存，国有的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所发布的新闻内容，常常成为印度报纸的转载对象。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经常发现同一天所有印度报纸的大标题竟然一样。
现在印媒的报道已不再受任何限制，但随着媒体市场的过度商业化，媒体能否正确和合理地运用权力也在经受着时代的考验。2008年对孟买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便说明了这点——尽管印度记者们在整个事件报道中出生入死，但他们的做法一直受到业界以及公众的严厉抨击。其中包括：媒体不自觉地成为恐怖份子的免费宣传工具——它们替恐怖份子作广告、渲染紧张气氛；擅自披露参加反恐的印度军队的秘密行动计划；为抢发新闻而不顾事实是否准确……
事实上，除了报道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印度英文媒体去年掀起的“集体反华歇斯底里”报道也是印度媒体浮躁的一个明证。
打完架还会是兄弟吗
——一个中国学者的印度观察
【作者】谭中（旅美学者，曾在印度教书近半个世纪） 水流过浅滩总会发出潺潺的声音，流到深潭就平静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在印度教书，历时45年。记得我开始在德里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谈到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侵略行为时，年轻的印度学生不胜气愤，就像自己的母国受到欺凌一样。这使我深深感到，过去两千年中印两国人民是“佛教难兄难弟”，到了近代又变成“殖民主义受害者难兄难弟”了。
1962年那一仗打伤了感情 起初到印度，正赶上印度全国掀起“中印人民是兄弟”的高潮。印度文化传统一直是欢迎外来客人的，我作为中国人住在印度更多了一份友情。
我父亲谭云山有位印度好友、时任印度外交部副部长钱达先生。1958年我被印度国防学院招聘为中文讲师，但我是外国人，需要内政部特殊审查批准。当时印度情报局长到钱达先生那儿了解我的情况时，钱达先生说：“你们可以把他当做我的儿子那样放心。”后来，他更是亲笔写下了这一担保。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发生后，父亲心里很难过，他说：“两个兄弟国家怎么会打起仗来呢？”钱达先生安慰他说：“兄弟有时也打架的，打完了还是兄弟。”这代表了印度文化的一种乐观主义态度，难能可贵。1962年战争以后，中印关系有点冷却，但没变成世仇，这也说明两大文明之间有深厚的文化亲属关系。
虽然事实是，1962年那一仗打伤了感情，可现在绝大多数印度人口都是40岁以下的，他们对当年中印之间的敌意都淡忘了。1964年我加入德里大学教师队伍，从讲师升为副教授，又当中日系主任。1973年我到巴黎参加国际东方学会大会，遇见很多来自欧美的华裔学者。他们听说我拿的是新中国护照，名片上印的是印度最主要的国立大学系主任头衔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父亲谭云山是从1928年开始在印度教书的，他帮助印度诗圣、全世界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非白种人泰戈尔建立了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他1983年在印度去世，我算是继承父亲遗志为增进中印两大文明之间的友谊与谅解而奉献终生。在我看来，可以用16个字来形容中印关系的发展前途：返老还童、各行其道、睦邻无碍、中印大同。
金玉其外与金玉其内 两大历史悠久的文明现在变成年轻的新兴国家，真是“返老还童”。它们在摇篮时期就要跟老练的西方国家、地缘政治游戏的老手打交道，吃点亏、交点学费是免不了的。当年中印关系交恶就是掉进地缘政治陷阱的表现，但没有陷得太深。中印两国慢慢适应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律，进入了全球化的经济大循环而能各显神通变成准超级大国，这是很了不起的。虽然两国之间有些实际上的争议与感情上的疙瘩，但仍然保持着一种睦邻关系。
有印度朋友把中印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比喻为“阴”和“阳”，十分中肯。中国发展“刚”的成分强，印度发展“柔”的成分强。许多国际经济学家分析，印度注重发展软件、发展信息服务第三产业，基础设施差一些并无大碍。但是中国人也不要以为没有摩天大楼就不能创造物质价值。印度班加罗尔那些小楼房每天生产的附加价值和北京、上海那些摩天大楼所产生的相比不一定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喜欢金玉其外，印度人喜欢金玉其内。
印度朋友说：“朋友可以挑选，邻国却没得选择”。其实，水流过浅滩总会发出潺潺的声音，流到深潭就平静了。当前两国舆论经常听到一些不和谐、不友好的噪音，这正说明两国关系还太肤浅，没有深入，并不能认为两国进入一种“妖魔化”的险恶阶段。
印度现任环保部长兰密施几年前创造了“Chindia”这个英文新字，我把它译成“中印大同”。我认为这一理想一定能实现。中印这两大唯一持续不衰的几千年古文明，一定能携手合作，共同走出地缘政治范式怪圈，共同创造地缘文明范式，朝向中国的“世界大同”与印度的“天下一家”理想前进。 国际先驱导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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