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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挂甲峪村村民土地股改分红 人人住别墅(图)

来源:新京报
2010年05月20日02:50


  一入股村民年收10万

  去年12月20日晚,挂甲峪村天甲富民投资管理中心召开股东大会,分配股改以来的第一桶金。2008年五个公司的总利润,除掉30%集体共有股(作为发展公积金,用于公共设施建设、救助贫困村民等),供400多名村民分配的个人股股金达280万元。

  村民王俊来回忆,“会议室坐得满满登登,从没这么全过”。以前开村民代表会,上座率最高也就七成。

  280万元中,劳龄股占70%、户籍股2%、地树股5%、计划生育股5%、精神文明股5%、特殊贡献股13%。每项再对村民进行分配。

  村委会出示的会议记录显示,上述分红比例方案,经两次举手表决,均全票通过。人均分红9000元。

  王俊来是2001年第一批入股的,这次分红得到8万多元,加上每月1800元的工资,年收入已超过10万元。他坦言,妻子当初任村副书记,全家被迫入股,“没想到居然押对了宝。”多名村民表示,这才是一年的分红,比预料的分得多,“大伙都挺兴奋。”

  一位黑龙江的外来户,擅长于旅游项目创意与策划,这次分红领到15万元的特殊贡献股分红。

  8年不分红村民意见小

  村民入了股,8年一直没见到红利,多名入股村民表示意见不大。他们称,一方面,村里确实大变样了。另一方面,他们相信村支书的能力和为人。更重要的是,虽然没红利,但入股村民有工资,“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在农林公司干打药的活儿,一天也能挣二三十块钱。”

  张朝起解释,各公司开始几年利润低,直到2008年后才有精力和实力,仔细核算个股分红,“如果没有前些年的投资,2008年也不可能赚那么多钱。”他称,首次分红是投石问路,方案还需进一步完善。

  平房和别墅“两极”难调

  5月4日下午,村民王宝德骑着农用三轮车,途经两片别墅区,开到自家的两间平房。“别墅有什么好,我可不羡慕。”

  两年前,作为民俗旅游项目,百余栋山村别墅竣工,入股村民都搬入别墅。别墅和平房,村里分出两阵营。

  王宝德一直未入股,像他一样的只有10多户。分红只能拿到几百元户籍股。

  入股村民,按月拿工资,按年拿分红,还可利用别墅办民俗游餐馆和旅馆。

  没入股的村民,收入来源还是依赖包产到户的1.5亩地,年收入2万多元钱。

  即便如此,王宝德还是没有入股的打算,“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说了算。”他不愿意再过记工分的日子。

  该村要修一处人工湖,几户没入股村民,恰好住在湖边上。村副书记李晓玲称,村干部轮番劝说这些村民入股并迁居别墅。最终无果,村旅游规划中途改道。

  如今,作为村支书、村主任、集团董事长,张朝起坦言身份特殊,一直在平衡“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和“企业效益最大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他深知自己“很危险”,稍不留心,就会引火上身,“有经济问题”。

  股改争议

  专家VS村支书:

  股改村民有无失地风险


  据北京市农委通报,截至去年底,全市812个乡村完成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52万农民成为乡村集体资产的股东。

  专家:公司破产村民咋办

  支书:不会用土地做抵押

  在张朝起看来,北京多数股改村,动力来自城乡接合部改造,因开发商开发土地,股改基金源于土地赔偿金。分红来自商业楼租金等,脱离了农业,具有一定被动性。挂甲峪村是纯农业经济,股改基金靠种植业为基础的多元经济。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认为,虽未脱离种植业,挂甲峪股改模式也面临两大风险。若农产品价格波动、公司收入下降,农民分不到红利,会不会有生计问题?提高收入的是旅游、工业等非农业产业,一旦经营不善企业破产,以至于资不抵债,土地所有权会不会转移?农民会不会失去土地?

  对此,张朝起称集团开展任何业务、任何经济行为,都不会以土地作为抵押物。资不抵债也涉及不到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专家:改革的个人色彩强

  支书:正在抓紧制度化


  同时,党国英认为,挂甲峪村的股改模式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村书记是股改支柱,“一旦支柱缺失,村民怎么办?”

  该村副支书李晓玲坦言,张朝起是股改的灵魂,“全都是他的思路,他带着干的。没有他,未来会怎样?难以想象”。村民们心里也嘀咕,50多岁的张朝起万一他哪天生病或退休,村民收益如何保障?

  对此,张朝起称抓紧时间使股改全部制度化,形成村规。即使他不再任职,村集团公司还沿着固化模式,继续运营。现在急于确定第二次分红方案,“公平性、公正性,关乎全村未来。”

  “土地是农民的生存根本”党国英说,在风起云涌的农村股份改革“集体运动”中,如何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免受失地风险,“这些都急待国家法规完善”。

  股改经验

  “挂甲峪模式不具复制性”

  至今年11月底,京郊450个村子须完成集体经营组织改革任务。

  张朝起认为,挂甲峪村股改模式,“不能说都正确,也不能说适合其他村子”,不具有广泛的可复制性。股改模式自发形成,目前还在摸索中。经过9年,他总结出推行股改的两条经验:一是经济支柱是前提条件,以应对经营不善等突发事件。股改前,挂甲峪村年利税已达80万元,“没有这个做后盾,我也不敢搞”。二是村干部的领导能力和经商能力,“执政能力差,搞不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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