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中的贫困母亲

    奋斗中的贫困母亲

　　6月25日，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道别致的“风景”吸引着熙来攘往的人流。

　　“为了母亲的微笑——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十五周年主题摄影展”正在这里举行。2000多幅图片和简约的文字说明，记录了“幸福工程”15年来的风雨历程和各项成果。

　　“幸福工程”是一项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单位发起的公益活动，旨在以贫困母亲为救助对象，帮助她们发展家庭经济，脱贫致富。此次展览由“幸福工程”组委会主办，摄影作品都是由“幸福工程”志愿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于全兴花了10年时间拍摄的精品。他共用相机记录下820位贫困母亲的真实生活瞬间。

　　“八百母亲”的故事告诉人们，无论生活多艰难，她们都没有忘却自己的责任。她们的眼神中，充满对子女的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们的泪水和笑容，饱含着苦与乐，那一段段非同寻常、感人至深的经历令人震撼和感动。

　　一位在北京某外企上班的小伙子告诉记者：“我从小生活在大都市，很难看到这样的图片，也是第一次关注‘幸福工程’，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有钱的出钱，让贫困母亲早日脱贫。”

　　来自河南的王女士说：“我来自农村，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但与相片里的这些母亲相比，我生活得要好一些。我真想见见每位母亲，告诉她们要坚强。希望社会多帮助她们。”话说至此，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其实，在摄影师镜头的背后，还蕴藏着“八百母亲”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近日，本刊记者专程奔赴一些偏远地区，对其中的几位母亲进行了采访，亲身感受和目睹了她们的奋争与变化。

　　那里需要我举起相机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820位贫困母亲是怎样和您这个大学教授联系在一起的呢？”

　　“我原来不是老师，因为那些贫困母亲我才改了行。这样我每年至少有两个假期能去关注她们、拍摄她们……”

　　参观“幸福工程”摄影展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摄影师、49岁的于全兴。他讲述了自己与“八百母亲”之间长达10年的交往故事和不平凡经历。

　　没有最难，因为一切都很难

　　2001年初，于全兴还在天津《家庭报》做记者。他受“幸福工程”组委会委托，去西部拍摄采访贫困母亲。“这正好能捡起我多年前的爱好——摄影”，于全兴二话没说，收拾行囊就上路了。

　　元旦刚过，青海大部分地区还笼罩在漫天风雪之中。白的天，白的地，白的房屋，狂风“呼呼”刮过，寒气钻人骨髓。于全兴站在海拔4300米的高原上，有些摇摇欲坠。强烈的高原反应，使他只能拼命呼吸，“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自己还能撑多久”。

　　“我不是第一次去青海，但却是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恶劣的环境。”于全兴走访了很多乡镇，那种强烈的反差一直刺痛着他的心。“在城里，每次下雪，我女儿都欢天喜地，盼着出去玩。但在这里，一场大雪，就能埋葬一个孩子的童年。这里的雪太大了，冻得那些拾牛粪的孩子手肿胀、发紫；更可怕的是，如果牲畜被冻死，就断了全家的生活来源，对他们就是场大灾难。”

　　在青海平安县寺台乡窑洞村，于全兴见到一位叫王生花的妇女。她当时30岁，有两个小孩。她的丈夫在1996年因中风丧失了劳动能力，生产和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王生花身上。她家有两头骡子，给丈夫治病卖了一头，换回600元钱。2000年，丈夫的病情刚刚有所好转，另一头骡子却丢了。

　　那天晚上，王生花饭也没顾上吃，就钻进山里找骡子去了。对于这个贫困家庭，牲畜是最值钱的财产。骡子丢了，是塌天的大事。王生花在大山里四处寻找、呼喊她的骡子，天都亮了，还是不见骡子的踪影。她没回家，继续在找。老天总算有眼，第二天中午，骡子终于找到了，可是王生花却受了风寒，右臂因此瘫痪。不久，王生花的公公也因中风倒下了。

　　“从此她要用独臂支撑全家五口人的生计。”听着王生花痛苦的讲述，于全兴环顾王家，粗算了一下全部家当，价值不足百元。他将身上所带的一个煮鸡蛋给了王生花。她转身将鸡蛋掰碎，塞进孩子嘴里……于全兴按动了快门。

　　这组照片发表以后，王生花得到了一笔特殊的捐助。捐助她的是平安县寺台乡的王孝柏。王孝柏也曾是个贫困母亲，最困难时曾欠债2000元。1996年8月，“幸福工程”给王孝柏提供了2000元的资助，她用这笔钱买了4头猪，搞起了生猪育肥。2001年，有了本钱后，王孝柏又瞄上了药材种植项目，当年就获利近万元。王孝柏富了，更想帮助处在困境中的姐妹。王生花得到王孝柏1000元的资助后，搞起了废品收购……

　　于全兴知道这个信息后，非常高兴。他意识到自己拍的小小照片，竟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能给一个家庭带来不小的变化。此后3年，于全兴又去西部采访拍摄了6次。2004年，他决定干脆改行，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做了一名老师，这样便有更多的时间拍摄。10年里，他从天津往返西部贫困地区21次，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了820位贫困母亲。

　　眼泪都流在了西部

　　回忆起这些往事，于全兴说，每次整理拍摄的照片和采访日记，就仿佛重新踏上了西行的路，看着看着便会泪眼模糊。

　　800多个母亲的名字，于全兴几乎都能记住；谈起每一位母亲，都能讲出许许多多难忘的故事。说到采访，他说：“我一边拿着相机，一边和她们谈，触动我自己的地方，就举起相机。很多照片是我在落泪的同时按动了快门。我曾说过，我活了近50岁，眼泪都流在了西部。”

　　“这个母亲叫覃纯菊，是重庆市城口县棉纱乡一个山村的。”于全兴指着一张照片给记者看。覃纯菊的家住在半山腰上，9年前丈夫因为耐不住贫困出走了。从此，这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独自抵抗贫困。一次山洪暴发，把她家唯一的茅草房冲垮了。覃纯菊没有被吓倒，她把两个女儿寄养在别人家里，自己盖一块塑料布，靠着剩下的一面残垣断壁睡觉。

　　后来，政府救助覃纯菊3000元钱，让她盖房子。于是，她每天到山下的河边去筛沙子、背石头。于全兴掂了掂，那沙子或石头一筐100多斤，自己根本背不起来。更难的是那里根本没有路，全是山。“你想想，一个女人就这么一趟一趟地背，一天背两趟，不到3个月，硬是在山上背出一栋房子。她给我看她的背，那真不是女人的背，脱了很多层皮。”覃纯菊说：“我只有靠这双手，养活女儿，供她们读书。”于全兴向覃纯菊表示，愿意资助她的大女儿上学。大女儿感动得跪在他面前，他含泪把她扶起。

　　于全兴每次出行，身上穿的摄影马甲里，前后都塞满了钱。“一般前面是准备给这些贫困母亲的，后面是我此行的生活和交通费用。”但有好几次，于全兴都把钱“花”得精光，只好向当地政府借钱才能回到家。

　　于全兴常因没钱给那些贫困母亲感到“很不是滋味”。“开始我拍一些母亲，她们躲着我，害羞、害怕；后来知道我能给她们希望，每到一个村子，很多母亲都抢着让我拍。我每次带去的‘幸福工程’资助款有限，很多母亲都拿不到。当我坐车离开村子时，她们围着车，追着，那种期盼的眼神，你真的不敢看……”

　　不容易拍到她们哭

　　于全兴说，拍摄贫困母亲10年，他经常流泪。但在他的镜头里却很少能捕捉到眼泪。“这些母亲很少抱怨她们的生活，很少因为谈到贫穷而掉泪，只有谈到孩子时，才会有泪水。她们更多的是一种对苦难的坚忍和对幸福的执著。”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女人，她们也有梦想和愿望吗？

　　于全兴：当然有。她们也很爱美，家里的墙上挂着捡来的破碎镜片；她们的愿望就是“我想有头牛”，很简单。

　　环球人物杂志：我国的贫困人口很多，有没有人劝过您，您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

　　于全兴：太多了，朋友家人都有，他们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但你们没有进去，不知道那种感觉。我还想说个例子，在云南丘北县一个村里，有位26岁的母亲叫顾彩莲，她有两个孩子。顾彩莲后来疾病缠身，但她还是每天不停地编竹箩，好让丈夫去换回几个零钱贴补家用，她自己却舍不得看病。当顾彩莲向我诉说家里的情况时，没有掉一滴眼泪，甚至是那样的平静，如同讲述别人的故事，可我端着相机的双手却在不停地颤抖。顾彩莲的照片在媒体发表后，3万元来自各界的捐款飞向这位坚强的母亲。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放弃做这件事的原因吧，毕竟它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于全兴：是体力吧。50岁的人了，有时候也会发憷，特别是快到暑假的时候，想着又要爬山了，每次至少也要爬三四个小时。因为没有路的地方，才是真正贫困的地方。现在我开始带我的学生们进去，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我的工作。

　　环球人物杂志：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还准备这样拍下去吗？

　　于全兴：我还会继续拍下去，但是我也开始思考怎样更科学有效地资助这些贫困母亲。下一步，我想能否将我拍摄的上万组照片，通过拍卖或其他形式，使其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捐助效果。我希望有点子的朋友们，也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

　　祝学英：“娃儿读书最要紧”

　　于全兴（“幸福工程”志愿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2006年4月，我只身前往西部，继续用相机记录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此行的目的地是贵州纳雍县猪场乡。云贵高原“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山高坡陡，从乡里到各村，基本上都是土路；当地多雨，道路泥泞，车子根本走不了，我和其他几位同行志愿者只能靠两条腿进村。

　　这次，我的第一个访问对象是倮（音同“裸”）保鸠村的贫困母亲祝学英。

　　40岁的人看着像年逾花甲

　　我第一眼看到祝学英时，她正在把自家院子里沤好的肥往背篓里装，准备背到地里。“你们好！”祝学英用生硬的普通话跟我们打了个招呼，然后领着大家进了她家的茅草屋。

　　看到眼前的一切，我的鼻子一酸。这哪里称得上是家啊？！床是用几块木板搭成的，地上放着两袋苞谷，靠墙边的炉子上烤着几个土豆，旁边放着锅碗和盛饭的小木桶。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摆设。

　　我们坐在床边上，和祝学英聊了起来。她穿的衣服早已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脚上是一双破旧的球鞋，脸庞黝黑而粗糙，额头和眼角布满了皱纹，看上去像60岁的老人。

　　“我今年44岁。”祝学英笑了笑，有些无奈。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年轻漂亮？她顿了顿又说：“活着不想岁数，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

　　祝学英和丈夫有一双儿女，一家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倮保鸠村，就靠从2.4亩沙地里刨食维生。一年下来，她家只能收获200公斤苞谷和1000公斤土豆。

　　命运似乎专门要和祝学英作对。1996年的一天，她身患重病的丈夫用留恋的目光看了一会儿妻子和儿女，然后慢慢地停止了呼吸。那天，村里的人都听到了她撕心裂肺的哭声。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邻居们都能看到每天她红肿着眼睛出去打牛草、侍弄苞谷苗，有时还打些零工。家里没了男人，祝学英只能用自己瘦弱的身体撑起这个家，供两个孩子上学。

　　“很多人家里条件不好，就不让孩子上学了。你这样想过吗？”我问。祝学英摇了摇头：“我自己就没有读过书，一辈子都在这了……宁可自己饿一饿，也得让孩子们学习。”

　　2005年开始，中小学学杂费全免了，这让祝学英松了一口气。那一年，女儿杨丹读小学四年级，儿子杨坤福也参加了中考。

　　半走半爬给孩子送煤

　　中考成绩公布了，杨坤福以全乡第九名的成绩，考入县重点中学三中高中。县城距倮保鸠村65公里，杨坤福只能住在学校。每学期600元的住宿费，再加上学费和吃穿花费，一年至少需4000多元。祝学英咬咬牙，卖了丈夫留给她的那头牛，得了1200元，又向别人借了600元。靠着这1800元，杨坤福总算把第一学期念完了。

　　“以后还要花更多钱，你从哪里去弄啊？”我担忧地问。祝学英“嗯”了一声，然后喃喃自语：“牛也卖了，能借钱的人家也都借了，以后怎么办啊，真没钱啊！”她也曾萌生过让孩子辍学的念头。“可娃成绩好，周围的人都来劝我：‘让娃学，让娃学。’”

　　儿子上高一的第一个学期，一次学校要开家长会，祝学英为了省钱，天还没亮就背着一瓶水和几个土豆上路，走了几乎一整天才到县上。

　　“娃儿的衣服简直不像样子，其他同学的都干干净净。” 祝学英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母子俩抱在一起，痛哭失声。家长会结束后，老师特意找到祝学英说：“你儿子学习不错，要把他供出来呦。”

　　回家后，祝学英想了一夜。老师对儿子的肯定，“逼”得祝学英又咬了咬牙——“一定要让娃读出来。”于是，她一有空就到外边捡破烂，捡到一点卖一点，卖的钱都攒起来。“捡破烂换来的钱也不敢买化肥了，总是娃儿读书要紧。”

　　“娃儿读书要紧”，是丈夫死后祝学英最大的人生信念。她向我讲述了2003年的一件事。当时，儿子还在乡里读初中。她每个星期给儿子送一次煤，一次背60斤，供他生火做饭兼取暖。为了省钱，儿子经常舍不得去食堂吃饭，而是在宿舍里的炉子上烤个土豆或弄点简单的饭充饥。

　　一个周末，她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去给儿子送煤。为了省时间，她没有走大路，而是登上了山上那条她常走的小路。走小路近一些，但山势很陡，走一趟也要两个多小时。

　　这次，祝学英走到半路时，天空忽然暗了下来，转眼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让她连眼睛都睁不开，但她仍然佝偻着身子，费力地往前走，只想着尽快赶到乡里。不料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整个人顺着山坡往下滑，尖利的石块在她身上划出了一道道口子，一条小腿更是变得血肉模糊。看到背篓里的煤一块块掉了出来，顾学英顾不上流血的腿，赶紧扑过去抓住剩下的煤。

　　“得先把煤赶紧送去，不然娃儿可要受冻挨饿啊！”祝学英心想。她站了起来，擦擦脸上的泪水、雨水和腿上的鲜血，把剩下的煤分成两堆，背起其中一堆继续赶路。就这样，她手脚并用，半走半爬地赶到了学校。后来，她又跑了一趟，将剩下的煤全部背回。

　　那天，祝学英一瘸一拐地回到村里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不过，在祝学英对2003年的回忆中，不全是苦难。这年冬天，她得到了“幸福工程”2000元的帮扶款。谈到这件事时，她的眼里满是感激。

　　政府资助翻新房屋

　　2007年7月，我第二次来到倮保鸠村，并见到了祝学英的两个孩子。放暑假了，儿子在家看书，女儿打草刚回来。本来在“幸福工程”帮助下添置了头牛，可为了儿子上高中，祝学英又将牛卖了。

　　2009年暑假，我带着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幸福工程西部探访团”的5名学生再赴贵州，第三次来到倮保鸠村。

　　祝学英的儿子杨坤福领着我们去田里，找到了正在割猪草的母亲。她的样子没有太大变化，看到我们很是高兴：“欢迎你们啊！”

　　在“幸福工程”的帮扶下，祝学英家新添了一头母牛。但由于两个孩子上学需要不少钱，她家的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去年，俺家翻盖房子，政府补助了2000块钱，俺也卖了牛，但还是吃紧，到最后连请帮工吃一顿饭的钱都没了。村长就动员全村的干部，硬是帮着俺把这个茅草房改成了现在的水泥瓦房。”

　　我们这次来访，杨坤福刚参加完高考，考了405分，他的妹妹杨丹也上了初二。祝学英渴望儿子能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改变一家三口的命运。可是，大学高昂的学费，冷冷地横在了她的面前。

　　“大学学费得好几万，你怎么供他读呢？”我问。

　　听到这话，祝学英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借也借不了这么多啊！光靠一两头牛咋行？我也想让儿子继续读书，可家里真没钱了。”她如今快50岁了，沉重的负担和繁重的农活，使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望着儿子，她眼神中充满了沮丧。“实在没办法，就只能让娃儿不读了，让他在家喂牛、种庄稼。再上大学的话，我实在扶不了他了……”

　　“有时我也想干脆别再读了，就这样了。可一想10多年都坚持下来了，还是有些不甘心。”面对这样的现实，杨坤福跟母亲一样有些失落。

　　后来据我了解，因为凑不够学费，杨坤福没有去上大学，祝学英让儿子再复读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