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请人大代表多些质询

　　提请人大代表多些质询

　　作者:沈 栖

　　代表委员云集京城，全国“两会”世人瞩目。我对人大代表最想说的一句话便是：提请他们在会议期间，对“一府两院”多些质询。

　　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人大代表的质询权在我国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监督法》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纵观“质询”两字进入我国宪法和法律文本三十多年的历史，人大代表的质询声罕有听闻，质询案列入会议议程更是凤毛麟角。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170多名北京团代表曾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的“上海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过质询。但此后相当长时间内，这起“共和国质询第一案”成为孤例，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地方人大代表才打破了沉默，如1989年，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一名副省长先被代表质询后被罢免；1994年11月，21名广东省人大代表联名对省国土厅提出质询案。

　　质询和质询案的“被珍稀”，使人代会的这一监督机制几乎淡出了大会的议程，也使人大代表的这一监督权力似乎淡出了履职的思维。正因如此，去年，吴邦国委员长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庄严提出：“将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我国人大制度走过了55年的历史，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出现“质询”两字还是第一次)，继而在网上首页设有“人大将对国务院部门展开质询等监督”内容，一度成为民主政治的佳话传遍街头巷尾。经过一年的心理准备和思想累积，提请人大代表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多些质询，应该是适逢其时。

　　记得17世纪伟大的英国思想家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中，用整个“上篇”反驳了“父权主义”，提出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乃是授权关系这一现代政治理念，迅速成为普世共识。现代政治的根本特点是“公共性”，即政治是公共性的事务，而不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私人事务；现代政府拥有管辖社会的权力，但它是人民授权而产生的，也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政府行使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捍卫人民的权利。检视长期浸润封建政治传统的我国社会，天赋人权和监督政府的现代政治理念缺乏先天的成长土壤，“站起来”已有一个甲子的中国人，多有寄望于诸如包拯、海瑞的“父母官”。质询“一府两院”，监督高官，挑战威权，要从法律文本中的规则转化为法律实践中的行动，委实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要跋涉。

　　人大的监督，终究要提升到权力制约的制度层面。这里且不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联名提出质询案，就以全国人代会期间人大代表的质询而言，似有三点值得纠偏归正：一是一些代表不愿意质询。质询案需要一个代表团或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不如个人质疑来得便易；二是一些代表不敢质询。他们错误地认为质询是与中央政府较真，叫板高官，过意不去，情愿选择一些委婉的方式；三是一些代表不会质询。那些在第一线工作的代表，囿于学识和阅历，确实很难把握如何启用质询。当然，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近70%“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过高的官员比例也限制了人大代表提出质询案的可能。多年来，舆论呼吁改善人大代表的职业结构，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与立法同步的还有待监督方式的不断探索，质询走进人大监督就有着巨大的空间。在希冀全国人大常委会突破质询案的“零记录”的同时，人们期待有更多的全国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提出更多的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