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遗民”——最后的中国对日索赔团

    2012年9月10日下午两点，站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国徽下，91岁老人王树臣高持一张照片，神情坚决。

　　照片上是陪伴了他七十多年的一道深深的伤疤。伤疤位于大腿左侧，一直蔓延至臀部，狰狞扭曲。74年的光阴仍然无法稀释记忆中的恐惧——1938年，日本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在持续6年零10个月的轰炸中，重庆直接和间接伤亡近4万人，有人失去至亲，有人受伤致残，有人家产被付之一炬，人生就此被改写。

　　长久以来，大轰炸的受害人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赔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意向日本讨还血债。

　　9月10日当天，8名老人与家属一起，正式就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这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首次在中国起诉日本政府。

　　然而索赔前景并不乐观。中国民间共有五大对日索赔团体，分别对应着重庆大轰炸、慰安妇、细菌战、南京大屠杀和强制劳工受害者。而在老人们起诉之前，其他四只索赔军团已经全军覆灭，他们的索赔诉讼先后在日本终审败诉。

　　这次诉讼，是老人们生命尽头的呐喊，同样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最后一搏。

　　半个多世纪的心伤

　　干不动厨师之后，老人王树臣长年在家休养。他耳聋，最大乐趣就是神情安详地看电视。但每次看到抗日电视剧，老人就会很激动，会忍不住高喊：“对头，打死!打死!”

　　老人始终恨意难平。每逢变天，腿上隐隐作痛的伤口就会让他想起往事。亲戚聚会时，他总会讲起大轰炸的故事。讲的次数多了，人们就有些烦，小辈往往会直接顶一句：“爷爷，你莫说了。”

　　这时候疼的不光是腿，还有心。心伤已经陪伴了他们大半生。84岁的彭觉玉也同样喜欢讲诉往事。她儿子石昌国从小就听轰炸的故事，以至于留下了心理阴影——年幼的时候，每当他走过家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透过木门的缝隙看到黑漆漆的场景，就会害怕得浑身发抖。

　　他还记得，全家9口人曾蜗居在二十几平米的屋子里。那时，妈妈会告诉他：“我们被炸掉的老家房子好宽大。”

　　为了拉扯大5个孩子，彭觉玉曾在重庆劳保厂用缝纫机打过船篷，还下河坝为船补篷。因为有坠河危险，女人很少干这种活儿，但“从死人堆走过，我什么都不怕了。”她说。

　　后来，她离开工厂，为人做过衣服。因为视力衰退，她不得不在1980年代停工。有几十年间里，她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那么多年了，日本炸得我们一家人现在还没翻身，经济上都困难。”她说。

　　现在，彭觉玉尽量不去谈、不去想过去的一切。“一谈，我心头难过得很。”

　　但在猝不及防的时候，心痛会突然袭来。2009年，重庆一个叫枇杷沟的地方建房子打地基，挖出一堆堆白骨，装了几十麻袋。第二天，报纸报道了这件事。

　　每天习惯看报纸的彭觉云，拿着放大镜仔细看完了报道。放下报纸，她肯定地告诉儿子：白骨是当年大隧道惨案的遇害者。

　　事后证明，果然如此。

　　“只有从那里拖出去的人才有骨头。屋外炸死的，一律都烧了。”那一刻，她想起了自己尸骨无存的妈妈，哭了。

　　很多人已经带着心伤离开了世界。受害者家属王立喜从事电视工作，曾为许多大轰炸亲历者拍摄过口述视频。而今，部分拍摄者已经离世。

　　一个拍摄对象叫邓婉云，当年家境富裕，人丁兴旺。那天，邓家全家聚在一起吃了晚饭，其乐融融。然后，日本飞机来了。

　　第二天，邓家有七口人，变成了七口棺材。

　　另一个拍摄对象朱星学，轰炸那年她17岁，在一家杂货铺当售货。听说飞机来了，她抱着一岁的儿子往外跑。刚出门，一块斜飞的弹片直接把孩子的脑袋削掉一半。她眼睁睁看着孩子的脑浆与鲜血流淌。

　　“还我的儿!”虽然时光已穿越了半个多世纪，但拍摄时，她仍嚎啕大哭。

　　这些伤痛纠缠着轰炸亲历者的一生。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大轰炸在重庆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浅，甚至慢慢被人淡忘。

　　重庆十八梯当年曾拖出大批私人的隧道口，而今已被开发成市民的纳凉处。洞口被拓宽数倍，镶上白瓷砖，装着液晶电视，交点钱就可以进去看报喝茶。

　　十八梯不远的公路上，车水马龙，马路两旁高楼林立。彭觉玉指着路中央的花坛说，那里曾是堆死人最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