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王树臣、彭觉玉这样的大轰炸受害者散落于山城重庆的各个角落,彼此隔绝,内心孤独。
1999年,西南大学(当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该校成立了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学者潘洵回忆,当时重庆和成都媒体调查有多少人了解重庆大轰炸,结果,“连重庆人都不知道。”
当年暑假,学校和大轰炸研究中心发动学生,寻找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他们走访公安局,翻阅地方志,上门拜访,“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这一长期被遗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
其时,中国国内对日民间索赔开始引起国人关注。随着媒体的参与,一个个孤立的大轰炸受害者之间,慢慢有了联系。索赔开始提上日程。
2002年,一名商人曾筹备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王树臣、彭觉玉等人加入。
然而因合作对象突然撤资,联谊会的活动未能持续,桌椅财产一度被债主搬空,受害者捐出的部分文物下落不明。后来,一位受害者在地摊上发现了自己捐出的一个徽章,叫价不菲。
商业化的运作引起了老人们的反感,他们决心自己组织起来。2004年4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正式成立,替代了联谊会。一百多名受害者选出了团长。中方律师团的成员来自重庆的6家律师事务所。一位台湾企业家免费为索赔团提供了一间办公室。
办公经费来自受害者缴纳的微薄会费。因经济拮据,办公室的中央空调被主动停了。即使在40度的高温中,办公室也只用一把摇头电扇。参加活动时献的花圈也被拿回来再反复使用。七八十岁的老人颤颤巍巍站在凳子上挂标语。
为节省开支,老人们自己煮午饭。电饭锅和电炒锅是从家里拿来的,原料费老人们均摊,每顿一人两块钱。
2004年,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来重庆寻找细菌战证据。他当时已经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提供了七年免费法律服务。在重庆,他了解到重庆大轰炸。
根据日本法律,在日本的涉外诉讼,代理律师必须为日本人。一濑主动提出:愿担任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的日方代理律师。他还建议将乐山、自贡等地大轰炸受害者的诉讼与重庆大轰炸一并提出。
2006年3月,重庆、乐山、自贡等地的大轰炸受害者正式赴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样本从一百多份材料中选取,日方最后采用了44份。
因为没钱,王树臣、彭觉玉无力赴日。经济宽裕些的受害者,则带着方便面、榨菜、芝麻糊前往。500日元(合人民币40余元)一个的盒饭过于奢侈,有人一天只吃两顿。
当年10月,重庆大轰炸诉讼第一次庭审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最大的103号法庭进行。
法庭上,被轰炸损坏右脸的“半边美人”赵茂蓉,用四川话诉说起自己的痛苦经历。来自重庆的万泰全则向在座者展示了自己只剩一小部分的左腿。这一场景在法庭上引起轰动。
但让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感觉屈辱的是,日本法院未提供中文翻译,老人们如听天书。现场的日本政府代理人面无表情,一言不发。“龟儿子还打瞌睡!”有受害者怒不可遏。
庭审后,老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去了靖国神社。里面展馆中第一个展品是一架零式舰载战斗机。铭牌上有日、英文标注。铭牌上面写道:“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首次使用于重庆的上空,把援助中国的苏式飞机打得落花流水,而自己无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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