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遗民”——最后的中国对日索赔团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对日索赔，从一开始就经历了重重困难。

　　一个强大对手是时间。日本法庭采证的仔细程度远超中国，但因年代久远，中方当事人年事已高，记忆模糊，证据的搜集、核实工作遇到诸多障碍。

　　负责核实证据的历史学者潘洵等人，从重庆档案馆等多处查找文献资料，其中甚至包括台湾“国史馆”和国民党党史馆，

　　然而这些资料被与受害者的陈述一一对照后，得到结果出入很大。有人将1942年记成了1939年。还有一位受害者回忆，自己是某天在合川嘉陵江的船上被炸。但查阅历史资料，当天那一地点并无轰炸。

　　“受害者对受害地点刻骨铭心，基本不会错，但对具体时间的回忆往往有问题。我们就协助他们回忆受害前后的其他事件，从而判断准确时间。”潘洵说。最后，在东京地方法院提交的诉讼材料都相对准确。“有问题的，我们都没有要。”

　　尽管如此，法院陈述时还是出了问题。乐山大轰炸的一个受害者在日本法庭上说，轰炸时自家佣人躲进水缸中，房屋被炸，起了大火，把她活活煮死，“人肉分离”。

　　“再怎么煮，怎么可能人肉分离?日方质疑他夸大其词。”林刚说。还有的受害者文化程度太低，表述能力差，必须把陈述稿改得如同小学生作文后，他才得以在庭上顺利陈述。

　　更强大的对手是死亡。2006年至2010年，包括重庆、乐山、自贡、松潘大轰炸受害者在内的中国民间索赔团四次在日本起诉。原告多达188人，为中国对日索赔人数之最。因材料与陈述太多，加之日本法官三年一换，耗时格外漫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离世的受害者越来越多。有的受害者头一天还在索赔团的办公室李坐着开会，第二天，那个位子就空了。

　　这一次，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决定在中国的土地上，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地点就选在重庆。

　　中国民间著名对日索赔人士王选对此不乐观。“这次最大的可能，还是不会立案。”

　　前车之鉴早已有之。2000年10月，山东强制劳工受害者在河北省高等法院递交诉状，未予立案。王选为浙江的二战受害者代理过6起类似案件，结局同样如此。

　　她认为最有希望成功的一个案子，是两年前山东劳工诉日本独资企业三菱材料案。当时，该企业迅速向地方政府要求合资，政府对受害者施加压力，结果诉讼无果而终。

　　不过王选认为，此番即使中国法院不予立案，也不等于就没有意义。首先，起诉地在重庆，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避免了巨额的开销和舟车劳顿。

　　此外，“不打官司，谁也不会来听你说。它能帮助中国人复苏战争记忆，具有人文价值。在诉说的过程中，记忆的保存会被物化，资料搜集、固定展览等工作得以进行。”

　　老人们选定在9月10日起诉日本，其实内有深意。老人们说，因为中国法院是否立案的审查答复期为七天。这也就意味着，在“九一八”事变81周年纪念日当天，法院应有回复。

　　那一天，一切应有个了断。

　　(作者：军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