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晚报：网络反腐不能止于“猎奇”“泄恨”

　　网络彰显正义>>

　　并不是所有举报人都出于正义感

　　纵观此轮网络举报的诸多案例，从涉及不雅视频的重庆北碚区委书记，到涉嫌性侵的黑龙江人大代表，从被曝向情妇写“离婚保证书”的山东农业厅副厅长，到涉嫌滥用职权包庇儿子的太原市公安局长……被查官员大多因艳照、情妇、名表等吸引眼球的“花边新闻”而事发。

　　“在网络上，‘花边新闻’更容易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因而也更容易吸引关注。”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说。

　　雷政富事件爆料人朱瑞峰日前对媒体坦言：“‘情色反腐’是一个很高效的方式，但靠这种方式来进行反腐斗争是有点荒诞的。网络‘狂欢’毕竟不是一个长期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如火如荼的网络反腐中，并不是所有举报人都出于正义感，其中一些举报人是因为要求得不到满足，产生利益冲突而选择网上举报，这一点令人深思。”何增科说。

　　据新华社电（记者 杨玉华 蔡敏）党的十八大后的一个月里，十多位官员受到查处，其中不少是被网络举报的。网络反腐彰显了强大威力，也引发社会各方更多期待：如何进一步拓展反腐领域和渠道，使反腐依靠激情、更靠理性，依靠网络、更靠制度，依靠惩处、更靠预防。

　　学者评网络反腐>>

　　反腐不能止于“猎奇”和“泄恨”

　　据报道，举报山东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的便是他“被弃”的情妇。雷政富的不雅视频拍摄于5年前，当地商人想通过偷拍视频的方式来要挟他，并最终将视频公之于众。基于“泄恨”动机、依靠“猎奇”心理终究难当大任，网络反腐需要注入更多的正义和理性、责任和担当，才能步入良性循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称，网络反腐的参与性、社会性、公开性，能有效补充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自我监督的不足。但网络反腐的内容选择往往有偏差，多集中于官员生活作风、官二代举止等一些“博人眼球”的话题上，有时甚至带有“娱乐化”倾向。

　　此外，与传统反腐每年查处十几万起案例相比，网络反腐仅凭网民单个揭发，力度有限。一位网络举报人曾发出感叹，网络举报如同“撞大运”，如果没有“猛料”，很快就石沉大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网络反腐基本揭发一个就能处理一件，但也有自身的局限性。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腐败问题，如重大决策权的滥用，经济领域隐蔽的贪污受贿，这些隐藏于穿着打扮背后的深层腐败问题，往往是网络反腐难以顾及的“盲点”。

　　公众看网络反腐>>

　　热情高涨 靠网络更要靠制度

　　看到近期网络反腐致不少官员被查，合肥市民桑女士颇受鼓舞。长年出入生意场的她，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过去只是熟人间议论腐败，发发牢骚。以后不同了，再有发现官员腐败，我也会选择网上公开举报。”她说。

　　新华网最近一项“你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调查中，75%的人选择用网络曝光，而选择通过信访、审计等官方渠道的不足10%。中央党校副教授吴辉指出，网络反腐较为透明，举报信息公之于众会形成较大舆论压力，倒逼有关部门调查，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传统反腐体系有一定的封闭性，举报查不查往往由领导说了算；而且反腐渠道层级多，环节多，效率慢；同级举报人容易受干扰，有时甚至遭故意回避。

　　何增科表示，虽然我国有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舆论监督等制度，但在一些地方，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落实效果并不好。群众信访渠道也存在不畅通、监办不到位等问题，拦访、截访事件时有发生。何增科认为，只有进一步加强反腐制度建设，拓宽网络以外的反腐渠道，反腐机制才能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中央谈网络反腐>>

　　惩防并举 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

　　反腐倡廉，一直被认为是党治国理政的生命线。从党的十六大开始，中央就提出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这一方针。然而，网络举报案件大多查证属实让人深思。不少专家认为，在加强惩处机制建设的同时，如何加强预防腐败始终是重要课题。

　　当前加强腐败预防体系建设首先要“立威”，抓制度落实。不少专家谈到，目前我国的反腐败法律制度很多，但为数众多的法律没能有效遏制腐败高发多发的势头，执行不到位是重要原因。比如领导干部对“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在一些地方流于形式，有的对组织掌握的就报告，不掌握的就不报告。

　　专家议网络反腐>>

　　开展全面的权力普查是预防腐败的基础工程

　　“制度出台执行不力会比没有出台这项制度更为糟糕，意味着制度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党建专家黄苇町说。其次要“立规”，完善对关键领域重点环节的权力监督。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仍然具有广泛的公共权力，行政审批和许可事项仍然偏多。审批权力面广量大，常常处于监督“暗区”，极易沦为腐败“温床”。因此，开展全面的权力普查是预防腐败的基础工程。

　　在此基础上，完善对重大决策权和政府职能行使等重点环节的监督。何增科建议，积极推广“开放式决策”，增加各级党委政府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参与度。马怀德也认为，应重点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信息公开法》和《行政组织和编制法》这三部法律，加强对官员、政府部门的决策权、行政权行使的源头把关，防止决策“一张纸”、花钱“一支笔”、用人“一言堂”等权力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