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说真话有良知，摒弃作他人的工具
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学识，同样在于他从容地、真性情地走过一个世纪。季羡林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
学者应是社会的良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一个社会，政治可以缺乏清明，民众可以愚昧，媒体可以失语，惟独学界不能浑浊，不能昧着良心当“证明工具”。如今，学者的待遇高低姑且不论，学者们在社会上受尊重的程度，正在严重下滑。“专家”的称为被蔑视为“砖家”、“专假”，是这个社会疯狂了，疯狂到革科学和学术命的地步，还是专家队伍本身不够洁净，失去了公信力…[详细]
学术与政治分离，保持学者的独立性
发挥学者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是现代大学民主管理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而如何建立和完善“体现学者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学者在学术决策中的核心作用”的制度体系，则成为问题的关键。吉林大学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相对分离，校领导不再担任学术职务，这样的尝试无疑是给学术与政治分离开了个好头…[详细]
学习清醒自知，摒弃急功近利
公认的“大师”虚心向人，假借的“大师”招摇过市
季先生生前要求摘去“国学大师”的桂冠。他坦承：“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这其实不是大家盛传的大师的“谦逊”，而正是他的严谨认真和清醒自知。国学成为了一种光宗耀祖的学问，成为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意识形态的需要。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也没能摘下来…
文怀沙被揭穿，阎崇年遭掌掴，余秋雨含泪告灾民，于丹出行配保安…“大师”为何泛滥？一方面当然是一些人过于浅薄，习惯于匍匐，勇于下跪，动不动就封一些稍有成就者为大师。另一方面也与当事人不自知有关，汲汲于沽名钓誉，别人真真假假封其为大师，他假装推脱一番便颔首笑纳，有时连谦虚的环节都省略了…[详细]
嘴上高呼追求独立自由，亲身实践“学而优则仕”
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们往往产生急功近利的心理，希望直接从政做官，实现民本理想，即使不能直接从政，也试图借助政治权力实现理想。因为难以摆脱对政治的迷信和依恋，最后丧失理想，“独立、自由的人格和不迷信一切权威的个人价值被政治强权的威力淹没了，他们所具有的初步的现代意识不自觉地被传统的文化心理范式同化了”…[详细]
学习自省宽厚，摒弃自私浮躁
有自省的觉悟，更要有博大的胸襟
《牛棚杂忆》是先生颇为用心的一本书，季老扪心自责，批评自己也有派性。他呼吁，当年斗过人、打过人的人能站出来，写些反省内心的真实文章，说说自己当时的心态。当今像季老这样著作等身的学者肯定不少，但自省人生写《牛棚杂忆》的却不多见。季老认为，我国各种运动很多，已经付出了太多的学费，可我们真的学到教训了吗？…
学术本来是一个很纯粹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的学科建设变成了一个哈哈镜。论文可以邀功请赏找赞助，反之则没有学位、职称，甚至没有前途。为了能够达到发表，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行贿，学术之风浮躁不实，学术造假行为屡禁不止，学术界越来越不平静，本来是少数很安静的人做学问，现在变成一个闹市…[详细]
今天，几乎每一个中国学者都在批评学术制度的某些硬伤，如果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学人能够坚守一些基本的底线，那么情况很有可能并不像我们描述得那么糟糕。大学日益行政化甚至衙门化、官僚化，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一方面，几乎所有学者都在批判这种学术体制，以划清自己与体制的界限；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学者又表示个人无法阻挡体制进程…[详细]
张中行先生“冒”出来以后，在读者里面很受推崇。后来，季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他是“超人，至人，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他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地方，他是完全推崇，愿意把这些好东西推介给大家。而人大历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米辰峰公开举报与其同院的清史专家成崇德，并坦言举报是为了报7年来的血海深仇。拿个人恩怨混淆学术问题，高下立现…[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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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张春蕾 设计：刘小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