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到了新地方，人生地不熟。没有了原来的社会关系，再加上安置地就业机会馈乏，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回到原籍，寻找生活门路。重庆库区一度失业率达到18%点几，2004年曾闹出过“万州事件”。按“三原”政策（原规模、原标准或者为恢复原功能）补偿，经费根本不够。[详细]

    移民得到的补偿金非常低，苛扣，盘剥的现象是普遍发生。政府在安置地分给移民的耕地人均很少。有些移民迫不得已又回到原住地打工，生活非常困难。移民没有组织，没有依靠。而且地方政府想趁机敛财，比如集体给移民盖房子，但不能保证质量。

    移民何贵林回忆，他2004年到北京打工，公安局例行查户时，发现他的身份证在电脑上竟“查无此人”，将他关了24小时；后经打电话到古松村核实，才了结此事。“户口根本没有给我们上！”何贵林很是气愤。古松村这批巫山移民的户口补办手续，直到2006年才落实。[详细]

    一家人难以忍受的，还有寂寞。妻子黄世梅几乎不和当地居民交流，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因为语言不通，移民们基本不与本地村民交流，而与本地人的隔阂也随处可见。黄义清举了一个例子，“屋子只有一层，我们就把饭端到坝子里来吃，一些干部、社员就骑摩托车来，像看猴一样看我们吃饭。”[详细]

    15年的移民，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情况复杂、矛盾尖锐，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妥贴的经济方式化解。矛盾的产生，有些是缘于政策设计的不尽合理，而老百姓的经济诉求多数是合理的。但是补偿标准因为年份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老百姓之间的相互攀比。比如，已建的和在建的移民工程，不能做到同库同期、同类同酬。[详细]

    这些“返流”移民，我们称之为“特殊公民”。比如说，买了车，不去正规登记；养了猪，要去卖肉，不去办正规的经营执照，遇到纠纷，他说你们欺负我们，我们是总理请来的客人，不是我们要来的。这样一些问题发生了，有的地方政策意识比较强，想一些折中的办法来解决；有的地方就(处理)比较简单。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不是个别的。[详细]

    钱不够怎么办？靠对口支援。我曾对去对口支援省份要钱的人说：你们出去要钱不要低三下四，这是国家规定的，要理直气壮去要。但对口支援还是解决得不太好，有的条件好一点就多给一点，有的就不怎么积极，不像支援汶川地震灾区那样有明确的标准。后期扶持就要采取比例，哪怕是财政收入的0.5%。[详细]

    对于未来出路的发问，其实不光乔光辉，就连“收入颇丰”的张家成，也感觉“现在悬在半空中一样，没有底”。土地没了，厂租哪天没有了，就没经济来源了。国家后期移民补偿，20年，每月50元，他说“买盐巴差不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则在为死后葬在哪里犯愁。[详细]

    以市场化为导向，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目的是实现其稳定居住，使农民工逐步变化为市民，并放弃农村的土地。”这种移民呈现梯度，“比如万州城市居民转移到库区，库区周边劳动力人口转移至万州，甚至到沿海。”[详细]

    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实事好事。比如尽可能解决移民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的问题，下一步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要更加突出产业发展、移民就业的主题，多渠道解决移民群众生产生活具体困难，保障移民共享发展成果，真正实现在移民中发展，在发展中移民。[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