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而不除的治安联防队

　——中国特色的“治安联防制度”的产物

　　由于治安员制度产生的一系列问题，2004年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聘用的治安员队伍进行专项清理，按照"只出不进，逐年减少，彻底取消"的原则，用3年时间全部清退，即2008年1月1日以后，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有人认为，这一举动是继我国政府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后，又一个从制度上保障人权的重大举措。可意外的是，公安部此项决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尤其是珠三角各地公安机关采取续整顿或收编等方式，让这一制度坚持到了今天。[详细]

　僭越公安执法，治安联防滋生恶性案件

　——治安联防缺少法律依据，成为一大顽症

　　在全国人大所有成文法中，从来找不到治安联防队员这个名字，这是一个从来就没有经过法律授权和确认的"伪执法"队伍，所以其存在的合法性不足。其存在的唯一依据可能是地方的行政规定，但这些规定也很不清晰，比如根据广东省群众治安联防组织的规定，群众联防队伍受政府和居(村)民委员会领导，受公安指导和监督。复杂的人事关系导致治安联防队员不得不大量承担诸如计划生育、丈量土地、设卡设点甚至撵猪打狗等的规定之外的任务。[详细]
　　其次是经费问题，仍以广东省群众治安联防组织规定为例，它规定群众联防组织活动经费和经济报酬，主要从受益单位和个人收取的治安联防费中解决，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给予适当补助。这种自费养队的模式，又导致部分村庄把治安联防商品化，默许甚至鼓动治安队乱收费、乱罚款、乱扣留、乱提成，以此解决经费甚至实现创收。

　　根据规定，治安员不能单独执法，只能配合、协助公安机关的工作，既没有侦查权、审讯权、处罚权，也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但不少地方的执法者却把执法权有意无意地“转让”给了治安联防队。一旦酿出事端，公安机关就可以推脱责任。这些治安员多数由公安机关依靠罚款供养。部分治安员队甚至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很多队员缺乏起码法律知识、未经严格培训，往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等无师自通，久而久之，不但维护不了社会治安，反而成为不稳定因素。[详细]

治安员制度折射底层权力生存状态

——看似不起眼的权力滥用也能滋生滥权

　　人们通常假定当社会在堕落时，造就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而穷人还保持了勤劳、朴实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从某种意义来说在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上述强奸案作案者杨喜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弱势群体(依据官方消息，他被成为临聘人员)，依据手中压根不应有的权力压榨怯懦的杨武。[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