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只有通过降低能源使用总量、调整能源结构、控制人口增长等方式才能实现，因此它本质上是经济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即使今后低碳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基础设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这是不能在短时间内有着突飞猛进地变化的。[详细]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其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福利过程中，都不能避免能源驱动这个模式，也避免不了碳排放的增加。美国和英国在1900年的人均碳排放就分别达到2.4吨和3.2吨碳。可以说，目前世界上的低碳经济国家还是那些以自然经济形式存在的最不发达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低碳发展的国家还没有出现过。[详细]

　　 无论是考虑到历史排放、当前排放，还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不得不产生的排放，在长期排放权分配上，无疑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70ppmv(百万分之一体积)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380ppmv，约有60%来自2005年前人口不到全球15%的27个发达国家。[详细]

　　 如果接受了发达国家所提出的25%的中期减排目标，中国到2019年即用完排放权。即使这个目标提高到40%，也仅仅将用完排放权的时间推到2021年而已。“这样的方案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气候变化协议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详细]

　　 也许有人要说：这个时候想起了说平均数了？是的，这个当然要说。每一个人存在于世上，与他的一生息息相关的居住、生活资料生产、交通工具的使用(生活中的任意一个环节)都要产生与之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例如他的食物生产过程，他乘坐的交通工具，他所使用的物品)。如果否定了这一点，那等于连人的生存也予以了否定。

　　 总结上述的观点：人口规模对一个国家的排放总量影响至关重要，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不但要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衣、食、住、行、教育、各种文化享受都要消耗能源，相应的都要增加排放。所以，人口大国、人口小国和人口多、人口少的国家在排放总量上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粗暴地一概而论是不客观的。[详细]

　　 一个国家应该知道自己要什么，该怎么做，而不是在别人背后亦步亦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要减排，且仍将继续推进减排。但诚如解振华所说的：“讲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

　　 1997年，在京都气候大会会场上，流传着一幅漫画：一个衣衫褴褛、身材消瘦的人(喻指发展中国家)在拾柴烧火做饭，这时一个肥头大耳的人(喻指发达国家)指责他，说"碳排放导致了全球变暖"。最终，《京都议定书》确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法律地位。显然，这不应该是摆设。[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