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总理改变命运的人

被总理见过后，他们成了公众人物

讨薪女熊德明几乎是“一言成名”。聘任熊德明的重庆美心公司专门请一些媒体写熊的文章，利用熊德明的“名气”做商业广告。又如，在中央电视台“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颁奖晚会上，“她作为一亿多农民工代表对获得农民工满意奖的无锡市颁奖”。对这个活动，熊德明私下感叹：评选活动离我太远了。[详细]
　　李贵树的儿子李瑞在得到总理的帮助后也成为当地街头巷尾的美谈。不管县城还是乡下，人们都知道，草沟堡出了个白血病患儿，因为偶遇总理，住进了北京最好的医院，还上了中央电视台。[详细]

更多相同遭遇者向他们求助，盼“和总理说上话”

在很多有相同遭遇的人眼里，被总理接见过的熊德明们是幸运的，他们从熊德明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他们希望能得到熊德明和李贵树们的帮助，希望也能“和总理说上话”。李贵树就曾见到一个短发红衣的中年女人。后者拿了一沓资料出来，递给他。女人说那是她独家的医改提案，四年多了，来回辗转各部门奔走，没多少回音……麻烦李贵树一定要把这封信转给总理，让总理看到。但据红基会工作人员介绍，打电话想给李贵树儿子李瑞捐款的人很少，但求助电话却多达50个左右，“求助电话远远多于捐助电话。”[详细]

当地领导找谈心，给许诺和解决方案

对当地领导来说，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向总理反映困难，这等于是在间接说自己的工作存在问题。因此，熊德明、许桂芹、李贵树们在见了总理之后，当地官员都闻风而动，有的帮助解决问题，有的亲自慰问，也有的找谈心，给出各种许诺和解决方案。[详细]

更多人走上上访路，希望能有他们的好运气

“我发现温总理接见访民后，上访的人似乎更多了。”因上访被温家宝总理接见的许桂芹说。总理的接见让很多访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的希望，他们认为这是上访前景、遭遇转好的标志。[详细]

他们的问题并未都获得解决，有的人再踏上上访路

39岁的郭顺民是和许桂芹一起被温家宝总理接见的八名访民之一。来自山西省的他被接见后回到家乡重新签订了合同，但被安排到外地煤矿，条件恶劣，只能拿原来一半甚至四分之一的工资。他也选择了继续上访。[详细]

从古至今，中国老百姓很依赖“拦轿喊冤”解决问题

在古代，老百姓在有冤无处申的情况下，只能无奈选择在官员出行时“拦轿喊冤”，这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只是一来这喊冤要付出代价，比如先被痛打一顿，二来这冤喊了之后能有多大的效果也难以预料。要是遇到一位好官、青天，那么伸冤的可能性还比较大，要是遇上一位昏官、恶官，那就不好说了。
　　一直到现在，一些老百姓的惯性思维仍然是“拦轿喊冤”式的，他们期盼能拦到轿的好运气，同时遇到的还是一位好官、能官。当然，这一“人治”思维背后除了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不强，复杂、不完善的法治环境也是一大原因。[详细]

总理出面解决暴露出常规性途径的缺失

对个体来说，自己的难题得到总理帮助，最后圆满解决，这是件好事。然而，在这种“好事”的背后暴露出的却是解决拆迁纠纷、医保等问题的常规性途径的缺失。
　　在常规渠道内，李贵树的儿子几乎不可能得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帮助，许桂芹们也几乎不可能这么顺利地诉说并解决自己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常规途径已经走不通的情况下才转而上访甚至跪访。对一些底层人来说，法律是个“看上去很美”的工具，而且还未必实用。在关键时刻，总理是天上砸下来的馅儿饼，也是一根救命稻草。所幸，他们抓住了，更多的人，没有这样的运气。[详细]

靠领导过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需要的是法律和制度性保障

在李贵树的儿子李瑞背后，中国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并每年以3万到4万的速度增加。而每年讨薪的农民工更是难以计数，隔一段就上演的“跳楼秀”提醒着人们，还有很多人走在讨薪的路上。靠领导过问能解决一件事、十件事，但是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纾解社会性难题还得靠法律和制度性建设。
　　就连温总理也说：“我帮助她（熊德明）讨薪这件事实际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我更注重研究的是制度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涉及农民工的深层次问题了。”
　　在帮助了李瑞之后，他也说：“我毕竟是一个总理。因此，我要想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如何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案，如何建立儿童重大疾病的救助制度。这些事情我们都在做着，但是我们的力度还不够。”[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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