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笔名中有大文章，中共领导人笔名耐人寻味
毛泽东：“二十八画生”是其最有特色的笔名
毛泽东字润之（一作润芝），众所周知。早年他撰写文章时，“泽东”、“润之”常作笔名，如《湘江评论》上的多篇文章就以“泽东”为笔名。“二十八画生”（因“毛泽东”三字共二十八画）是毛泽东最有特色的笔名。1915年他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写《征友启事》首先署用，与纵宇一郎（即罗章龙）互酬诗作及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皆署此名。20年代以后，毛写文章又常用“石山”、“子任”等笔名。1933年8月13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里，一篇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吉安的占领》的文章，在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这个子任不是别人，正是被“左”倾临时中央领导人排挤而不得志的毛泽东。
刘少奇：曾以字母“K·V”为笔名
刘少奇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又是党内杰出的理论家，他的化名多，笔名也多。“少奇”早年也作笔名用，如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斗争时。1928年改用“肇启”作笔名，1936年又用“陶尚行”、“莫文华”作笔名。此外还用过刘光明、刘作黄、刘祥、仲篪、尚陶、赵启、三敬等。因汉字用得太多太繁了，甚至想到用字母作笔名。1936年在北方局时，刘少奇曾撰《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就以“K·V”为笔名。
任弼时：“弼时”本就是笔名，还曾用过“避世”等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1921年去苏联学习时改称今名，曾以“弼时”作笔名在《新青年》（季刊）、《无产青年》《中国青年》等刊上发表文章，并在《新青年》第四期上翻译列宁的《中国战争》。1924年后根据“弼时”的谐音，以“辟世”、“避世”、“闢世”为笔名在《中国青年》上撰写文章，同时又简化为“P·S”作笔名署用。
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笔名各有特色
中共领导人的笔名曾经十分庞杂，如今渐少
与早期领导人庞杂的笔名相比，建国后领导人们使用笔名发表文章的现象越来越少。在中共早期，几乎每个领导人都有多个笔名，比如毛泽东就曾使用“泽东”、“润之”、“二十八画生”、“石山”、等笔名。
周恩来的笔名有“翔宇”、“飞飞”等，并创办专栏“飞飞漫笔”。而瞿秋白的笔名更是多得令人咋舌——这也跟他著作浩繁有关系。他的笔名中，有“巨缘、秋蕖、维它、双莫”等中文笔名，也有STR、Sma Kin（“司马今”的英文译音）、Menin等英文笔名。
而领导人们在告别革命斗争后，使用笔名的几率普遍降低，但偶尔还会出现。习近平就曾在2003年在《浙江日报》上以“哲欣”为笔名发表了一篇不到300字的文章。
革命时期笔名多重斗争性，和平时期笔名重建设性
一般来说，由于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革命时期的中共领导人笔名大多比较注重斗争性和斗争的艺术。比如，五卅惨案发生后，《热血日报》创刊，瞿秋白和刘少奇一道领导了“三罢”斗争。瞿分别以“热”“血”“沸”“腾”“了”为笔名，寓意深远。
而和平时期的领导人笔名，大多比较重视建设性意义。习近平的“哲欣”笔名的寓意大概是“浙江创新(普通话，‘新’、‘欣’同音)之意”。这一笔名的风格与革命时期的有着明显的区别，透露着浓重的改革进取之意。习近平以哲欣为笔名写的专栏最终在07年3月25日调任上海那一天戛然而止。
中共领导人为何喜欢使用笔名？
革命斗争的需要
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中共领导人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常常要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取了化名，写文章时也有笔名。“洛甫”原名张闻天，“博古”原名秦邦宪。当年他们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都取个俄文名字。张闻天的俄文名字叫“伊思美洛夫”，后来的“洛甫”是“洛夫”的谐音。秦邦宪的俄文名字叫“博古诺夫”回国后，他以“博古”为化名。
从事地下工作或其他隐秘活动的中共领导人大都有化名，如1936年国统区流传一本小册子《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廉臣”，这个“廉臣”是陈云的化名。遵义会议后，陈云奉中央之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莫斯科化名“廉臣”写了此书。1935年瞿秋白的化名叫“林祺祥”。邓小平原名叫邓希贤，在广西南宁领导革命时化名“邓斌”，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才改为邓小平。
国际共产主义的传统：列宁也是笔名
当时在共产国际，笔名也是较为常见的。很多人都知道，列宁的真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三段式名字，“列宁”只是他比较常使用的一个笔名。“列宁”这个笔名第一次被使用，是在1901 年12 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曙光》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土地问题的“批评家”先生们》的文章，署名用的就是后来被全世界都知道的那几个字：尼-列宁。
广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是奥地利人。李德非其本命，他原名奥托-布劳恩，而他的笔名则叫“华夫”。
笔名在表达观点、引导舆论上有着自身的优势
写文章之所以要使用笔名，除了一些名家本身以笔名出名外，作者一般都不希望以真实姓名示人，一方面可以降低作者言论的风险，另一方面，掩饰作者身份能促进文章本身引起讨论。建国后的领导人虽然较少亲自用笔名写文章，但是仍有学者、官员等以团队的形式频频用笔名在报章发表文章，引导舆论。这些文章大多能推动全国对某个问题的大讨论，也被视为官方释放的信号。比如，“郑青原”这个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不少影响广泛的文章。新华网发文《揭秘：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的“郑青原”》称：在文章中对重大观点的提出和强调，显然不是一人能力所及。再根据其发表的显要位置和其登报时机，更是对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定方向、定基调的作用号角文章，显示了其不一般的政治意义，大有对外界、对人们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进行正本清源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