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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政要做慈善的四种方式

捐稿费:邓小平百万稿费鼓励青少年科技创新

退休领导人参与慈善活动,最常见的形式便是捐出自己的稿费。2004年,邓小平家属按邓小平遗愿把他生前的百万元稿酬捐出,设立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前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也曾捐出其出版的回忆录的稿费30万元人民币作重庆抗旱之用。2005年9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将个人的稿费全部捐赠给教育事业。发起成立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详细]

拍字画:李瑞环捐出珍藏30年名画


吴冠中画作《北国风光》

前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10年间拿出个人资产53.3万元,资助了148名贫困大学生。之后又捐出稿费,在三年内资助了300名贫困大学生。据媒体报道,当时李瑞环曾经说:“争取年年捐。稿费不够了,我想办法。”2009年,由他发起的天津“桑梓助学基金会”的银行账户数字吃紧,当年底,李瑞环捐出藏画《北国风光》,拍出了2700万元的天价,帮助基金会渡过了难关。[详细]

开演唱会:退休部长为白内障患者放歌舞台


健康快车音乐送光明慈善演唱会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领导人做慈善向来低调,其中邓小平两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为希望工程捐款的事迹更是广为传诵。而当下这种传统正发生改变,“健康快车音乐送光明慈善演唱会”是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为贫困白内障患者筹集善款的重要形式,演唱会最大的看点与亮点在于,演员的主力阵容是十多位现任与原任的共和国部长。这样一种全新的慈善筹款方式,不但为公益慈善界吹来一股充满活力的强劲之风,更高调展现了部长们热心公益、支持慈善的别样风采。[详细]

出掌慈善组织:“中字头”机构频现副国级领导人

在退休一年后,经民政部斡旋,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出面担任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领导职务。此前他曾在中华慈善总会担任过名誉副会长。而他并非孤例,在一些“中字头”慈善组织中,退休的副国级领导人名誉挂职者众多,其中以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领导为主。比如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里,7位名誉理事长,1位是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3位是退休的副委员长,另有两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详细]

退休政要如何领导慈善组织

16家基金会拥有72名退休高官 大多任实职

据一项2007年的调查显示,中国16家基金会共拥有退休高级官员总计达72人。平均每家基金会拥有副部级以上退休高官3.6人。这其中官员最多的机构当属具有慈善性质的健康快车基金会,拥有副部级以上退休高官14人。进入慈善组织的这些退休高官担任的职务有两类:一类是名誉类职务,包括名誉主席、名誉会长名誉顾问等,另一类是实职,担任主席、副主席、等各种职务,这部分人数达到总人数的六成以上。[详细]

多数进入职业对口的公益组织


李岚清退休后闲暇时光治印为乐

多数高官进入与退休前职业对口的相关公益组织。以刚刚成立的中国慈善联合会为例,国务院原副总理回良玉任该协会会名誉会长。而这也是回良玉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分管的领域。彼时,回良玉负责农村、农业经济、水利、林业、民政、民族宗教、扶贫开发、防洪抗旱、抗震救灾工作。此外农业部原副部长张延喜进入中国农业科教基金会担任会长,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进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担任理事长。[详细]

退休政要的号召力能有效募集资金

目前国内国家级基金会有一百二十多家,除企业成立的以外,基本都由国家各部委主管。虽然很多退休的领导在慈善组织内并没有具体主持工作,但他们所带来的强大号召力不容忽视。而另一个很简单也很现实的原因是,现在只有他们能有效地募集到资金。不仅外资公司、民营企业在捐赠的时候,一般偏重有官方色彩的慈善组织,国有企业更有不成文的规定,只能给官办慈善组织捐款。可以说,在现行的体制下,少了退休政要的加盟,中国的慈善事业很难做起来。[详细]

实业家和传媒精英成退休政要“左膀右臂”


基金会官方网站开通仪式

光有退休政要来领衔慈善组织还不够,得力的副手也甚为重要,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为例,在这个基金会中,许嘉璐担任理事长,商界人士刘婷、刘长乐担任副理事长。这样的领导层架构——退休领导人、实业家和传媒大亨的合作,在一些基金会中颇有代表性。企业家做慈善,能掏出大把的钱;传媒精英做慈善能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政要做慈善,不仅能动员更多的企业捐款,还会为国家公益事业的完善起到促进作用。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背景中,这样的搭配所能产生的影响力不言而喻。[详细]

政要做慈善曾是“敏感行为” 而今已常态化

建国之初“慈善”是敏感词 唐山地震拒绝一切外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与慈善都保持着非常远的距离。就连“慈善”这个词,在1950年代之后逐渐消失,被“福利”取代。如果在大灾发生后给灾区捐款,不仅不会被鼓励,甚至是会被视为“居心叵测,动机不良”,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的行为。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当时决策是拒绝一切慈善,包括国际救援。多少年后人们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详细]

80年代出现“官方公益组织”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从1980年开始,一些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开始陆续出现。1981年7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随后,爱德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全国妇联举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中央系统举办)相继成立。但他们当时并不能被称为慈善组织,而只是“公益”组织——就像前面提到的,因为“慈善”已经遭误解几十年,依然是个敏感词。[详细]

90年代《人民日报》为慈善正名 退休高官开始领导慈善

1994年,《人民日报》突然出现一篇《为慈善正名》的文章,一扫以往对慈善的贬义描述。一批像季羡林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快被组织起来,在论坛上公开讨论公益慈善事业。不久,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刚卸任民政部部长不久的崔乃夫出任了会长,时任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任副会长,长串的高官名单出现在荣誉副会长的名单上。这一退休高官接任慈善组织领导职务的模式,也就一直延续至今。[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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