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首长”众生相
官员秘书成“升迁捷径”：不走程序 全看领导喜好
“河北第一秘”李真受审
由于提拔路径不规范，使一些缺乏领导能力或带“病”的秘书被提拔重用，这已成为现行组织人事制度的灰色带。在现实中，被选为领导秘书大都“官升一级”，但均不用经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程序；又不属于“破格提拔”。
“秘书与领导具有特殊关系，使得领导在提拔人时，主要考虑的是被提拔者是否‘信得过’。”中央党校政法部黄小勇副教授接受采访时认为，“如果从这个标准出发，秘书往往是首要人选。”在领导配备秘书时，用谁不用谁基本是领导个人说了算。比如李真在担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时，就是由当时的省委书记程维高亲自“钦点”，等等。[详细]
有人疯狂敛财：千万不换的秘书职位，换来死刑
“河北第一秘”李真曾说：“权力就是金钱，给我1000万元，我也不换秘书这个位置。”嚣张拨扈的李真还曾幻想做副总理。不过这些权力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法律的制裁。李真因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等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被判处死刑；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2万余元，被判无期徒刑；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受贿人民币40.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北京市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何世平，受贿人民币24.3万元，被处有期徒刑16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蔡建辉受贿港币109万元，人民币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郑筱萸的两任秘书郝和平、曹文庄，也因巨额受贿分别被判刑5年和“死缓”……[详细]
有人自嘲是拎包的：“清水衙门”无人问津
“二号首长”有李真、秦裕这样手握权力，显耀一时的，也有“打杂”、“拎包”，恪守本分的。7年前，陈某硕士毕业后考上了国家公务员，一年后，他被调到秘书处，成为一位副部级官员的专职秘书。“我们部门属'清水衙门'，没有审批权，也没有什么权力，人家没有必要使用诱惑手段，让你置于风口浪尖上。”陈某坦言。“像我们这样的秘书更多的就是打打杂，拎拎包。”他自嘲道。[详细]
秘书与贪官的亲密关系：如同一根绳上的蚂蚱
有些秘书不但要负责领导日程安排、来客接待、讲稿起草等事务性工作，还兼顾领导或领导家属的生活安排，甚至有些领导收礼和送礼等拿不到桌面上的事情，也交给秘书去办理。
腐败共同体：秘书与其上级政治生命是捆绑在一起的
从以往案例分析，有些领导和秘书已经成了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腐败共同体——在披露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中，就“拔出萝卜带出泥”地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陈希同就是秘书出身，而陈的垮台同样牵出了他的秘书陈健。2013年6月23日，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被带走调查。郭永祥的秘书、四川省文联办公室主任王升民也被带走。值得一提的是，郭永祥同样是秘书出身。
对秘书的包容与放纵，同样影响了官员的政治生命。2005年下半年，中纪委领导曾经找过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谈话，指出上海不少干部反映秦裕廉政方面存在问题，但陈良宇并不理会。2007年7月26日，中纪委负责人就查处陈良宇严重违纪案件答记者问时表示，陈良宇的主要违纪问题包括“包庇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详细]
“得力干将”：既是权钱掮客，也是情感专家
由于秘书地位特殊，往往拥有一种领导干部延伸下来的隐性权力，级别越高的领导干部的秘书，活动能量和空间就越大。在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的成克杰贪腐案中，公诉人的公诉书和证人证言材料里面反复提到一个“小人物”——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1993年底，成克杰和李平的奸情被成克杰的爱人发觉后，这位周秘书安排他们在自己驾驶的汽车里密谈，并为李平出谋划策道：“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之后，成克杰和李平几年功夫就捞取了4000多万元。
2008年12月7日，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了解，在此案开庭前，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也因受贿50多万元，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在陈世礼的整个犯罪过程中，其秘书王传东成为一个重要的幕后“推手”，这是陈世礼腐败案在社会上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详细]
有秘书做替身，当官、享乐两不误
前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在位时大肆以权谋私，生活腐化。为包养情妇，利用职权在北京置办了5处房产，在上海则置办了一处价值650万元、占地558平方米的高级别墅和一套价值293万元的豪华住房。由于长居“行宫“，对于国电公司的工作，他先是用电话遥控指挥，后来则干脆叫贴身秘书给公司领导班子下达工作任务，直至案发潜逃出境。还有一种人，通过秘书出面，寻求公权力为其背书，比如刘铁男，有媒体报道，刘铁男得知举报事件后，通过专职秘书王勇要求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对外表态，称举报纯属造谣污蔑。这一紧急表态也导致事件的影响扩大。此后，刘铁男被调查，其秘书王勇也被纪检部门带走。[详细]
中国秘书部落的权力场是如何形成的
从1996年的“陈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马案”、“丛福奎案”，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间。秘书群体的“含金量”如此之大，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而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也很容易滋长“身边人”的权欲观念。
官员对秘书的依赖让其成为公权力的实际运作者
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实际上，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依赖”关系，很多秘书已经成为各级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目前有些领导干部‘拐杖化生存’现象严重，他们的权力行为，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秘书来实施。”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一位年轻干部指出。
秘书生活化、私有化：“身边人”易和领导达成共识
“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的秘书上任后，出于感情和被信任等复杂的原因，很容易形成工作关系与个人感情关系难以分开的现象，甚至由工作服务关系变成可怕的人身依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龚维斌教授说，“这样的秘书很容易以‘身边人’身份与领导干部达成默契，只要把握不住，就容易将公权私有化。”
由于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配合默契，有的秘书越来越“生活化”，照顾领导生活、帮助领导办私事。若某些秘书本身就腐败的话，很容易把领导干部拖下水，为领导干部与行贿人“牵线搭桥”，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策动者”。[详细]
弄权的“风险”：假借名义成舍卒保帅的最好借口
分析这些均有秘书参与其中的腐败要案时，学者梁木生认为：“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既使他们易得到重用，同时往往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因为假借名义、盗用权力很可能成为舍卒保帅的最好借口，这是秘书弄权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