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欺诈：总理也敢骗

欺骗总理，这一看似十分大胆的事情，并不罕见，骗人者从县官到部级干部，不胜枚举。

官员被查，引出骗总理旧事

经资料整理发现，所谓官员欺骗总理，有很大一部分出现在总理到地方视察的过程中，施骗者的目的多在于应付检查，“渡过难关”。去年6月，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与此同时，有舆论质疑倪发科曾涉嫌“粮库满仓骗总理”事件。1998年5月，朱镕基前往南陵县视察该县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为了应对朱镕基的视察，当地政府从外地调运1031吨粮食到南陵县峨岭粮站，“人造”出粮食满仓的景象。

甚至还有地方的县官把贪便宜的算盘打到了总理的头上：2005年春节，温家宝来到艾滋病高发的河南文楼村，和老百姓一起过节。当时，温家宝提出给文楼村民每人发10元压岁钱，文楼实际有3217人，而报上去的数字却多出883人，骗了总理8000多元。文楼村支书刘月梅说，是“县领导的意思”。[详细]

谭力的面子和蒋洁敏的业绩

为了政绩，蒋洁敏瞒骗了学地质的温总理。2007年，当冀东油田只是在原有油层上面发现近百米的油层后，便对外宣布，发现了规模储量达10亿吨的南堡油田。当时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正是蒋洁敏。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为此欢欣鼓舞，他是学地质出身，深知如果这个发现是真的，那么意义何等重大。温家宝曾表示：“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后来中石油大面积地建立输油管线、大面积钻井，而该油田的采储量仅为一开始宣传的五分之一，甚至只有蒋洁敏预估的零头。

为了“面子”，谭力同样选择了欺骗。在谭力主政绵阳四年多的时间里，最后十个月的任期正赶上百年不遇的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其下辖的北川更是这次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地区。谭力震后的一张微笑照片，引起了舆论的反弹，在亟需做点什么来挽回自己的面子的时候，他想到的只有欺骗。

2009年1月2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川县猫儿石村，到村民家做客吃饭，并欢度春节。新落成的“吉娜羌寨”在首次接待国家领导人来访之前，着实忙活了一番。在温家宝到来的前4天。谭力“深入猫儿石村，调研灾后农房重建及受灾群众温暖过冬工作，亲切看望当地受灾群众”。而据村民介绍，当日谭力赴猫儿石村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在总理来访前亲自遴选“演员”。[详细]

加官进爵的诱惑

欺骗国家领导人是不是大事？是。面对加官进爵的诱惑，官员愿不愿意赌一下呢？不少官员为了赢得前程，赌上一番。正如蒋洁敏曾因为“10亿油田”这一耀眼的政绩，在2007年5月被升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

对于他们来说欺骗成功之后带来的利好太具有诱惑性了。2009年3月，主持绵阳灾后重建工作8个月后，谭力因政绩突出获得交流提拔的机会，彻底扭转了地震初期造成的不良影响，空降至海南省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这是他继1998年6月到2001年3月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长之后，再一次主抓地方宣传工作。

“山高皇帝远”背后的权力问题

过于集中的地方权力体制之下，一切权力资源全都服从于长官意志，而公民权利则脆弱不堪，所以导致了权力的滥用以及群众基本权益的不保。对上又不得不瞒，于是就出现了欺上瞒下的“一直骗到国务院”。 对于一个地方政府部门或者官员来说，总理也好、国务院也罢固然来头甚大，却是“山高皇帝远”全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而总理只有一个。有时会遭到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官员的哄骗、面临力不从心的局面也可谓在所难免。

然而，利益博弈中，弱势的群众必然败于强势的权力与官商勾结，而由此形成的利益格局一定会潜在和积累大量的社会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度上去思考地方骗中央成功的原因，并从制度上来思考地方欺骗中央的问题解决方案。当然，这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课题。

瞒天过海的后遗症

对于某些官员来讲，欺瞒总理，并不能算是一项高风险的投入，甚至有的毫无风险可言。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就记录着这样一件事：“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落落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面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劲的，热情的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也没有了。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微服私访，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从《实录》没有提及该地的省名市名情况分析，当地官员在事后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而欺上往往是和瞒下相关联的，欺骗上级的同时贪婪地攫取百姓的利益。欺骗总理真的就可以不了了之吗？要知道官员的谎言并非是什么善意的谎言，而往往和贪污受贿关联密切，这也就意味着其必将得到制裁。事实也证明这些善于欺骗的官员往往背后有着更大的问题，比如倪发科，比如蒋洁敏，比如谭力……[详细]

搞定皇帝和上司 自古便是官场潜规则

除了欺骗总理，我们身边也不断遭遇官员撒谎事件：山没有绿化，刷绿漆；农民贫穷，垒“遮羞墙”；GDP增长不快，妙笔生花等，诸如此类官员说假作假现象像瘟疫一样，侵蚀着官场文化，降低着官员品性，在对整个政治生态圈造成了巨大伤害的同时，也严重损害着整个社会诚信制度的构建。

早在中国古代，欺上瞒下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宋朝就是历史上大臣善欺的朝代，在古代这种妖言惑众，惯于欺上瞒下，祸国殃民的官员被称之为奸臣，南宋末年的贾似道便是其一。《宋史》载：“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襄阳被元军围攻之时，边关的文书接二连三地传来，贾似道玩乐为首、国事其次之。就这样襄阳被困数年，消息却被拦下，瞒住了当时的皇帝宋度宗。

古代官场中欺上瞒下泛滥，在于古代监察制度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统治，监察官员不过是皇帝的耳目，皇帝的开明与昏聩直接影响监察制度作用的大小。同时，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一种纵向权力监督模式，同级别的权力主体之间的监督关系一般不很明显，更缺乏普通民众对官员的监督。

权力的制约是骗局的破解之道

古往今来，导致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局面出现的原因，就在于“利”，私利。我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先天缺陷——专制制度，决定了官员的选用和罢免权掌握在皇帝和个别权势人物手里。这就会因参杂太多的个人好恶和利益驱动，导致官员之间骗术盛行。

如果权力专制是古代官场盛行欺上瞒下的根本原因，那么现代法治国家要想解决这种现象必须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开始，对权力的制约最终要靠权力之间的的制衡：立法、行政、司法应当分权与制衡，也包括“第四权力”――媒体对于前面三种权力的监督。另外还通过公民的直接权利监督政府的权力，即以权利制约权力。这也是破除古今官场“宿命魔咒”的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