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常委破例赴晋 深意何在

一、人数多，级别高：近一半（5名）省委常委落马，7个省部级官员涉事；二、时间短，如此多省级高官在于短短半年内密集落马。三、火力集中：8月29日一天内，山西三名省部级高官同时被查。另一个反腐重灾区四川，也难望其项背，一年半以来。四川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只有三位，而山西已有7位省部级高官落马。

这场风暴带来的直接连锁反应是横跨半个中国的“补漏”——吉林原省委书记王儒林火线调任山西，任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吉林省委副书记巴音朝鲁任吉林省委书记；农行董事长蒋超良空降吉林……

山西官场风暴同样震动中央高层。高层对此也释放出了“史无前例”的信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亲赴山西坐镇中央决定。虽然刘云山是分管组织工作的常委，但常委级别赴地方参与省级干部任命实属首次。

一般而言，省（直辖市、自治区）委书记的任职，中组部副部长会出席当地领导干部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但特别重要地区的人事变动后，新任省委市委书记的任命，中组部部长会出席任命会议，宣布中央决定。由中组部部长出席省委、市委书记任命的已属罕见，留存在记忆中的仅有两例，一是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后，2007年3月，习近平接任新任上海市委书记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中组部长贺国强宣布中央决定；二是2012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后，时任组织部长李源潮亲赴重庆，宣布中央决定。

而这次，常委直接出席地方省委书记任命会议，此次的规格更高于以往；这一信号直接反映了，山西问题的严重程度更甚以往。当年，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虽在当地有震荡，官场一度人心惶惶，但最终波及范围有限。陈良宇因上海社保案牵涉其中，虽有30余名官员、商人被查处，但这些官员集中于社保局、国有企业等高管，上海市委班子他人均未牵涉其中。轰动一时的薄熙来案，也集中于其个人问题，重庆市委常委他人均未波及。

而这次的山西，面临的是整个官场的换血。调查尚未完结，13位省委常委中即有5位落马，多位厅局级官员尚在被调查过程中。虽中央迅速进行高层人事调整，王儒林火线接任省委书记一职，但山西的官场震荡将旷日持久。刘云山此次去山西，也显示了高层“反腐要进行到底，局面也要全力稳定”的决心。

一个省委班子，近半数人员落马，实为罕见，当地的政治形象遭受严重破坏。虎落山西，有其特殊历史原因。山西煤炭资源丰富，常年对煤炭行政垄断打破市场运行规律，使腐败成为常态，成为当地政商生态的一部分。这种现场持续数年，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官商腐败共同体，此地，各方利益深度纠缠，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地，反腐这一笔帐，数年没人敢算，没人能动。

中央这次反腐，敢于在这么短的时间彻查，程度深，出手快，都彰显了反腐的车轮将继续向前。但车过之后，如何维持稳定？3年前的茂名窝案即对广东省委提出了这个难题。2009年－2012年，广东茂名官场窝案使茂名官场几近瘫痪，广东省面临无人可用的难题，因此，贪腐名单上的大批涉贪官员，被采取了“高举轻放”的处理，窝案后维持原职。此一举措，缓解了用人问题，但为人诟病。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针对这个难题，提出“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另一知名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贪官可承担经济和社会责任，例如退赃，行政责任可部分赦免，即可降级，调任，让其继续可以发挥作用。但这种“秋后少算帐”的观点，认为会降低反腐的力度，对官员威慑降低。

另有观点提出，应防患于未然，在腐败重灾区追究用人失察责任。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尚有省委官员做责任人，官场政治事故理应也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如追责制度落实，那么在官员选拔初期，反腐之手即已介入，买官卖官更绝无可能，这比腐败事故发生后，调查清算更节省成本，这也是反腐治标之后，制度反腐建立的关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