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官场，震后如何大治
为何选择王儒林坐镇官场地震带？
针对山西省的此波反腐行动规模在当代官场实属罕见。被查的官员横跨四大班子，包括省委、人大、省政府和政协。山西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有5名省委常委被查的省份，这一点已经超过了另一个反腐重灾区——四川。而今，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将接替袁纯清，成为这个反腐重灾区的一把手。
2013年，中央巡视组一共巡视了11个省份，吉林也其中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没有查出“老虎”的省份。彼时，这个省份的“一把手”叫王儒林。王儒林并不缺乏“空降”某地、主政一方的经验。不过此前主要是在吉林省内的干部调任，而目的也主要是通过在基层工作锻炼干部。“雷厉风行”是吉林省政府机关的干部们对王儒林执政风格的集体评价。对于省委书记的选择，过往履历、工作经验是否契合履新地区需求，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梳理王的仕途履历，其“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过程，亲历并主导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经历，与山西的需求契合。
山西“残阵”亟须换血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这是古人朴素的总结。那腐败大案后呢？上周末，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至此，山西省委常委会缺员3人，空缺名额列各省之首。按照目前省部级干部选拔程序，虽然他们的任命并不是省委班子就能决定，但中央在考察拟提拔对象时，一般都会向省委班子的主要成员征求意见。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9月1日刊登文指出，有的党委书记不明白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的内涵。其实就一句话，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党委书记的事，出了问题首先要追究你的责任。也点明了省委书记在反腐中需要起到的作用。
山西7位省部级和14位厅局级本土干部先后落马，其中至少5位省部级官员和超过10位厅局级干部是在2010年新任后“带病”得到擢升。正如刘云山所说，山西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是否还有其他问题官员有待整治，以及空缺常委的选拔等人员调整的重担也就落在了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的肩上。
单一的煤炭经济，带来的困局
山西的经济问题，同样任重而道远。山西省曾提出过一个“1311”规划。即在2001至2005年，要集中抓好100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0个战略性工业潜力产品、10个旅游景区景点和100个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但十年规划的话音未落，煤价开始陡涨。接下来就应了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的一句话：“结构调整的一个规律是：每次到了经济不行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应该调整；一到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就自然而然选择发展快的产业。” 梳理王儒林的仕途履历，其“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过程，亲历并主导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经历，与山西的需求契合。
山西是资源大省，很多人因为煤炭发了大财。但同时山西省的总体情况还是个比较贫困的省份，经济结构单一，经济体制落后，主要靠煤炭维持经济运转。也正是这种现实情况导致容易出现官商勾结、商人贿赂、官员寻租等问题。2003年才晋级地级市的吕梁，在之前，各项经济指标在山西省地市排名中非常落后，甚至被人笑称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然而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2010年，吕梁经济总量持续攀升，首次突破800亿元大关，增速排名全省第一。同时，“红色”吕梁也成为贪腐重灾区。
“空降兵”的任务
腐败窝案背后，“空降”的意义
面对官场地震引发的当地官员大片“塌陷”，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中央调任大批外地官员去“换血清污”。最典型的就是，黑龙江官场地震后，新任命的4个省部级官员中，有三个从外地调任，此后中央又调任了35名厅局级官员到黑龙江任职——“空降”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被媒体频频使用。
2006年，陈良宇案发后，上海两任纪委书记都是由中央从外地调入，市委宣传、组织部门负责人也由外省调任，“外省籍干部，上海本土成长”模式开始被打破。陈良宇被查第二天即2006年9月25日，中央决定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代理市委书记职务，直到次年3月24日中央决定时任原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结束了为时半年的代理过渡期。
山西官场问题极为复杂，煤炭经济造就了大量利益集团，从官场到商场，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空降省委书记“救火”，此举可以被视为是中央要排除干扰，为全面彻查深挖山西官场开路，也可以被视为是彻查工作已经开始准备结尾。
临危受命，拨乱反正
薄熙来被免职后，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空降”重庆出任市委书记。其到任后所做出的“拨乱反正”的努力，存在于重庆的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入渝不久，张德江就马不停蹄会见了各类企业界人士，反复强调重庆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这一连串施政行为向外界释放出明确信号，止住了外商撤离或观望的势头。同时，针对此前重庆违规挤压民营经济生存空间，张德江高调“挺私”，推出一系列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在他治渝八个多月后功成身退之时，舆论对他的表现已达成普遍赞誉，其最大的政绩无疑是平息动荡、低调纠偏。
“救火”的另一个任务在于维稳
一般认为，在主干线上任职的一把手，落马后引起的震动烈度更大、影响面更广，也更需尽快“补缺”，此时“灭火”维稳就成了继任者的一大任务。4月17日，中纪委官方网站宣布，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红色华润”76年历史上，首次出现掌舵人因涉嫌违纪违法被拿下的情况。总资产超过万亿港元的华润，业务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宋林被调查后，华润的稳定与否十分重要。5天之后，招商局原董事长傅育宁空降华润集团，担任董事长。从国资委官员的火速空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央对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的稳定的关注。
“救火队长”着陆流程
后继任者接棒间隔各不相同
临危受命前往“救火”的官员，往往是在官员被免职的同时到任。比如此次，中共中央决定：王儒林同志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袁纯清同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但像青海省委副书记王建军这类接替落马官员的“救火队长”，一般都在涉事官员被免职一段时间后才会到任。2014年5月15日，在原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被查20天后，青海宣布省委副书记王建军担任西宁市委书记。同样，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2012年12月被免职，4个月后，2013年4月新任省委副书记柯尊平才到任。
“救火”接棒的三种模式
官员空降救火，一般有三种模式。一类是上级党政机关“空降”任职。例如，公安部高官空降接掌太原公安局；二类是高配兼任。2012年3月薄熙来被免职后，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空降”重庆出任市委书记；还有一类是跨地区调任。譬如：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将接替袁纯清，缪瑞林原是江苏省副省长，调任南京市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