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官员绰号的 “三大流派”
大拆大建型：从“季挖挖”到“拆迁大佐”
一些官员把上项目、搞工程作为增添政绩和仕途升迁的手段，绰号也由此而来，杜善学被唤作“杜根子”即源于其任上大搞形象工程，和他一样的落马官员还有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任上，整座城市成了一个大工地，他本人也被南京市民送上了“季挖挖”“推土机市长”和“砍树市长”等绰号。
而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位省部级官员、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曾是因拆迁而出了名的官员。在其担任成都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因为拆迁而被成都市民称为“李拆城”。还有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人送绰号“拆迁大佐”。他曾被媒体曝光在群体性事件中私自“调动警力”，并因大拆大建、学日本语气说话而被当地老百姓戏称为“拆迁大佐”。
作秀型：简朴的“六百帝”和讲义气的“武爷”
还有一类官员喜欢秀“爱民”、秀“清廉”、秀“简朴”，秀自己如“及时雨”般急公好义。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是秀“简朴”的典型。落马前，坊间就将其戏称为“六百帝”。万庆良在2011年就“房价飙升广州市民幸福吗”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工作20多年还没有买房，还住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的宿舍，每月交房租600元，当然政府补贴一些。”在广州临江地段，珠江帝景小区的市场租赁价格远不止600元。万庆良秀“简朴”未果，“六百帝”的绰号却不胫而走。
今年7月“落马”的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坊间人送绰号“武爷”，他“秀”的则是“江湖义气”。“武爷”在天津市公安系统工作40多年，加上性格豪爽，外出时经常一身便装，被一群穿着警服的下属簇拥着走在前面，显出一股“江湖气”。
贪腐堕落型：外号即是其腐败信号
更多的官员在任上时，其为所欲为的情形就已经被当地群众熟知，此类官员的特点是贪得无厌，独揽大权，且肆无忌惮，其外号也和这些特点紧密相关。已经被处以死刑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曾被当地群众称为“曾矿长”，他曾在担任市纪委书记同时兼任郴州煤矿整顿小组的组长，独揽矿权，借此身份大肆索贿。
2013年被免职的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被举报称其贪腐、淫乱、以权谋私，因其“钱多、房多、女人多”被坊间戏称为“徐三多”。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被称为“五毒书记”，坊间传他“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
当然，并非所有官员的绰号都是贬义
地方官绰号多自民间来
地方官员的绰号多由民间流传而来，其中也并非都是贬义。比如孔繁森的绰号是“活菩萨”、牛玉儒的绰号是“孺子牛”，就是民众对于他们最充分的肯定。也有一些绰号虽无贬义，但带有调侃色彩，许多地方高官也都能直面。卫留成在海南工作期间，就被称为 “厕所书记”。原因是他在海南时曾专门召开书记会议，研究公共厕所专项规划，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当好‘厕所书记’也不容易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卫留成说，“过去我看有个地方出了个‘洗脚书记’，通过发展洗脚产业带动了好多群众致富……”
不接受绰号的也有：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记者采访了被一些官员评价为“胆子非常大”、有效破解了老工业基地诸多难题的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珉。王珉到任吉林时，中组部对他的评语，也提到了其 “处事果断，敢于决策，推动工作力度大”。不过，中新社报道说，当记者提到坊间流传王珉外号“王大胆”时，他哈哈一笑，连连摆手，“没有这个绰号，没有这个绰号!”
老外爱给中国高官起外号
而在“京官”中，对外交往层次最深的两个部委系统——金融和外交口的高官，获得的绰号令人印象深刻。甚至有的绰号，就是外国官员起的。外经贸部原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就被他在世贸谈判桌上的对手巴尔舍夫斯基称做“抠门先生”。这个绰号是极言龙永图在谈判中寸步不让。
另一位海外熟知的中国金融高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被海外媒体贴上了 “人民币先生”的标签。这主要是因为周小川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不过，周小川曾明确表态，“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如果因为我说话对人民币有影响，才叫我‘人民币先生’，我觉得这个称呼不合适……”而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绰号是“契约先生”，因为他谈经济时，总把“契约”这两个字挂在嘴边。
国家领导人的“外号”不一般
到了国家领导人这个层面，同样也会被取绰号。从忽访庆丰吃包子、走访南锣鼓巷到赴开封调研，习近平深接地气的姿态受到很多人追捧，被网民送上昵称“习大大”。“大大”在陕西话当中就是“大叔”的意思，未带官衔职务还原民间称谓，不但更加拉近了习近平与百姓之间的距离，也充分显示其亲民形象。
而退休后很少露面的胡锦涛则自己给自己取了绰号。今年4月9日上午，他出现在湖南大学参观岳麓书院，引发网民关注。而港媒透露，退休后的胡锦涛，常称自己是“一介草民”。 朱镕基在任总理时有很多绰号，不过他个人并不喜欢。“对于外界叫我‘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好，叫我‘经济沙皇’也好，叫我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不高兴！”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他明确表达了对此种称号的不悦。
邓小平的外号则是“御赐”。1973年他第三次复出，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亲自宣布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在会上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可谓恰如其分。
领导们应该高度注意自己的“外号”
贪官落马前后，“绰号”解读“两重天”
问题官员的绰号在其未落马时，在官方人士口中往往有“正面解读”。比如，“武爷”被视为有魄力、讲义气，从基层民警一路“拼杀”至公安局长，犹如“孙子熬成爷爷”的典范。至于“拆迁大佐”，则是城市改造、敢想敢干的“先锋”，是“为民造福”。对于言行在坊间有争议的干部，还有一种解释是这种官员有“个性”。“个性”本身是个中性词，但“中性”有时也会掩盖负面问题，将某些官员的违规乃至违法视为“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一旦官员落马，这些绰号马上就会以贬义的面貌出现在报刊之上。伴随着绰号广为流传的，还有绰号主人此前种种匪夷所思的作为。恰恰是因为一些官员的不轨行为被漠视，同级以及下级监督乏力，导致问题干部越发有恃无恐。官员的每一个负面绰号，其实都是敲响一次警钟，有关方面不能充耳不闻。
领导的绰号是种“别致的民意”
官员们在各地任职期间, 常常被老百姓送上一些绰号。这些五花八门的绰号, 虽然有些戏谑色彩, 但多数也不失其真实性。为什么?因为绝大多数官员在8 小时内外是否勤勉尽职, 生活圈、交友圈、娱乐圈、工作圈大概是什么样的层次, 都躲不过群众的眼睛。官员的绰号, 也往往成为别具特色的官员考察鉴定。显现百姓的爱憎好恶，反映出官员在百姓心中的位置。
百姓心中有杆秤，绰号虽简单，但反映的民情民意却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拍蝇打虎”成常态的当下，作为领导干部自身，更应该对百姓给的绰号有所警醒。党委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在考察了解干部时, 不妨多深入基层, 听听官员的绰号。如果能及时了解“杨半亿”、“三光书记”、“五毒书记”这样的绰号并认真调查了解他们的恶行,止恶于萌发中, 可以大大降低反腐败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