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北京的高速公路边，新近竖立起醒目的反腐败巨幅广告。王琳先生在《新京报》发表评论《不要低估反腐广告的作用》，以“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对反腐广告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肯定。

　　我认为，王琳在将香港的经验向内地移植时，犯了一个错误，即违背了“不确定性假设”。“不确定性假设”被经济学家汪丁丁看做是经济学家的三个基本预设之一，这种不确定性包括“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在香港，反腐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完备的制度体系。对肃贪倡廉信息的宣扬，只是一个辅助性的举措。香港和内地的制度环境是不同的，对于这种“环境的不确定性”存在，我们在寻求反腐的药方时，一定要给予注意。

　　在王琳的文章中，“反腐广告”的概念也被偷换了。从香港廉政公署的中文网站可知，社区关系处的职责包括：“制定部门的宣传策略，以提高市民对反贪工作的认识；透过大众传媒和教育机构，宣扬肃贪倡廉的信息；通过直接与市民接触，推行倡廉教育工作；接受贪污举报及咨询；联络内地反贪机构，交流经验”。通过大众传媒宣传只是其工作中的一项，并且他们的宣传策略和主要活动重点与其说像北京高速公路边的巨幅广告，不如说接近我们常见的法律教育片或者反腐通报会。也就是，从香港廉政公署的宣传经验上，得不出王琳“大做反腐广告，其实效远比走上街头来搞几次图片展或关起门来进行几次集中教育整顿要好得多”的结论。

　　还是以王琳所说的香港廉政公署为例，如王文所说，除了社会关系处外，廉政公署还下设防止腐败处，顾名思意，这是一个“重预防”的机构，可这里的工作职责决不是制造巨幅广告，而是“审查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找出可能导致贪污的漏洞，并建议改善方法，以减少贪污出现的可能性”以及“应私营机构和个别人士的要求，提供反腐建议”。

　　可见，即便在香港，反腐成效的取得更主要的是依赖于防止腐败处，而不是社区关系处。如果防止腐败的机制不健全，并且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带有偶然与选择性，那么再多的巨幅广告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韩福东（北京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