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菲
“其实你们不应该关心我们退学的人,应该好好关心那些还在学校里的人。”杨晨,一个19岁的女孩儿趿着高跟儿拖鞋,坐在自己住所杂乱的桌子前,一边抽烟,一边轻描淡写地说。
她离开学校已经5年了,那时她上初中二年级。两年前,她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感恩而死》。
另一个17岁女孩儿,刘雯,在刚刚开学的高一下学期,也选择了离开学校,尽管这个学习的机会是她努力了很久才得来的。
刘雯一再声明自己不叛逆、不另类,但她永远背着一个发黄的绿色军用书包,上面别着四枚毛主席像章,一个红五星,还有个小牌牌,上面刻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毛泽东。
一位郑州读者打来电话,向我们讲述了杨晨和刘雯的事情。这两个女孩儿的退学都因媒体报道而在河南引起不小的讨论。
这位读者说自己也是位母亲,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离开了学校,心里充满了忧虑、无奈和遗憾。“是她们无法适应学校,还是学校容不下她们?可她们实在太小了,实在不应该。”
“每次我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都批评我,甚至让我出去”
杨晨比刘雯大两岁。她大大咧咧,一头卷曲而混乱的长发,喜爱化妆,碰上聊得来的人,就闭不上嘴。她只在上学前感觉过快乐,随后包围她的只是世界对她的敌意。于是,她选择了奇装异服,故意捣乱,逃学。“的确,我是个老师都不喜欢的学生。
杨晨的父亲是个军人,母亲是个医生,他们对这个孩子没有比其他父母更多的期望,包括在她退学之后仍是这样。“只是希望她能快乐。”但杨晨的妈妈董芳也承认,自己似乎从没真正了解过这个孩子,只是觉得“她从小就复杂”。
杨晨小的时候大脑的平衡功能似乎有些问题,全家人都坚信这是她出生时短暂的窒息造成的。她没办法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她跑步追不上别人,经常摔跟头,其他女孩子常玩的游戏,比如跳皮筋儿等,她也学不会。慢慢地,在群体活动中,她成了别的小朋友不愿意接纳的玩伴儿。
于是杨晨选择了独处。这期间,她发现了读书的乐趣。从小人书,到简单的儿童读物,从自家的书,到邻居和父母朋友家的书,杨晨在其他孩子还只会玩耍的时候,就已经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并开始涉及四书五经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在杨晨妈妈看来,这个孩子似乎把能量全部用在了看书和喋喋不休地对话上,她很少在夜里12点以前睡觉,同时也要求别人不睡,陪着她。“你知道吗?她居然从小就会嘲笑我们。”董芳说:“说我们成天只知道睡觉,还质问我们这样难道不觉得浪费时间?”
因此,杨晨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人都很高兴。在杨晨那时的期待中,学校的印象来源于孔子的学校:三千弟子,聚在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但学校并不是杨晨想像的那样。尽管杨晨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她并没有得到自己想知道的东西。妈妈回忆起最初几年的时光时,承认杨晨是个纪律不好的学生,她常常听老师说杨晨上课接下茬,或不停地发问,直到逼得老师回答不出,不得不让杨晨罚站等等。
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发生在杨晨三年级时。那时她所在的班有一节语文公开课,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在公开课的前一天上午,老师特意演习了一次,因为杨晨大量的阅读积累,她被安排在公开课上做总结性发言。但就在那天下午,因为再一次上课随便讲话,杨晨的书包被老师扔出了教室。
杨晨的报复很独特。在上公开课的时候,她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孔融把大梨让给别人,因为他知道大梨坏了。
不知其中奥妙的听课老师哄堂大笑。正在讲课的老师的脸立刻就变得煞白,甚至整个身子都哆嗦起来。
放学的时间到了。董芳的办公室里冲进来一群孩子,七嘴八舌地说:阿姨,快去看看吧,杨晨闯祸了,闯大祸了。
董芳一进教室的门,那位老师便冲过来,劈头盖脸对董芳数落杨晨。董芳只能一个劲儿赔不是,解释说孩子小,不懂事。那位老师不接受这种解释,大声嚷着:她不是不懂,她就是故意的,故意的。杨晨就坐在一旁的椅子上,面无表情,一声不吭。
那天晚上杨晨挨打了。这也是董芳记忆中,打女儿打得最狠的一次。
在亲戚朋友眼里,杨晨的父母都是性情和蔼、忠厚朴实的人,从未和别人拌过嘴、动过手。但他们的女儿却常常挨骂挨打。
“为什么打她?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杨晨爸爸说,“放学回来,一边走一边唱歌儿,问她: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哇?她说,老师今天没留作业。好,过一个星期,老师打电话来说:你家杨晨一个星期没交作业,怎么回事?”他停住了,嘿嘿乐,“你说我什么感受?打呗!”
董芳到现在也不太明白,老师批评一两句,别的孩子都可以接受,为什么杨晨就不能?“我最不喜欢她哭,边哭边说,越说越哭,怎么她就那么多道理?”“那么你问过杨晨吗?为什么她不能?”我问。
董芳愣了一会儿,说:“没问过。我只是觉得她太敏感。因为那时我们都觉得,老师批评孩子,总归是自己的孩子有问题。”
在家庭成员里,最能理解杨晨的是舅舅董鲁冰。这也是惟一一个坚持将杨晨退学的原因首先归结到她父母身上的人。
“她为什么总是吵,为什么总是和人争论?”舅舅回忆说:“我想,是因为她需要理解。”
“他们很爱自己的孩子,但他们是传统的中国人。”董鲁冰说,“他们认为小孩子不能顶撞长辈,认为老师永远都是对的,想不通小孩子怎么能有独立的思想。这样的结果便是,一方面没有理由地爱孩子,另一方面只有一个理由地去责骂孩子———在学校不听话。”
10多年后的今天,杨晨的爸爸妈妈似乎渐渐接受了当初杨晨的行为,这种改变对他们是很困难的,当杨晨说起一本书上对某首宋词的解释不对时,董芳还是很自然地说:“书上说的怎么可能是错的,那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书呢!”
对于杨晨来说,现在的改变来得太晚了。在老师说她“有人生没人管教”时,叫她“小丑”时,以及在她听到那些她认为有理由去抗争的言辞时,她环顾四周,找不到一个可以躲藏或寻求慰藉的角落。她渐渐放弃了这种寻找。现在的杨晨,所有关于学校的记忆都是可笑而不可理喻的。
她说从来就不喜欢上学。她讨厌大家穿一样的校服;不喜欢每天早上站在校门的值日生,见了老师就敬礼问好的场景———因为没一个老师向同学问好;她认为老师在讲台上讲课都是装模作样,“每次我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都批评我,甚至让我出去”;她不喜欢写作业,也不在乎考试成绩,甚至对于加入少先队这样小学生都引以为荣的事,她现在回忆起来也觉得是很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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