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菲

　　“其实你们不应该关心我们退学的人，应该好好关心那些还在学校里的人。”杨晨，一个19岁的女孩儿趿着高跟儿拖鞋，坐在自己住所杂乱的桌子前，一边抽烟，一边轻描淡写地说。

　　她离开学校已经5年了，那时她上初中二年级。两年前，她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感恩而死》。

　　另一个17岁女孩儿，刘雯，在刚刚开学的高一下学期，也选择了离开学校，尽管这个学习的机会是她努力了很久才得来的。

　　刘雯一再声明自己不叛逆、不另类，但她永远背着一个发黄的绿色军用书包，上面别着四枚毛主席像章，一个红五星，还有个小牌牌，上面刻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毛泽东。

　　一位郑州读者打来电话，向我们讲述了杨晨和刘雯的事情。这两个女孩儿的退学都因媒体报道而在河南引起不小的讨论。

　　这位读者说自己也是位母亲，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离开了学校，心里充满了忧虑、无奈和遗憾。“是她们无法适应学校，还是学校容不下她们？可她们实在太小了，实在不应该。”

　　“每次我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都批评我，甚至让我出去”

　　杨晨比刘雯大两岁。她大大咧咧，一头卷曲而混乱的长发，喜爱化妆，碰上聊得来的人，就闭不上嘴。她只在上学前感觉过快乐，随后包围她的只是世界对她的敌意。于是，她选择了奇装异服，故意捣乱，逃学。“的确，我是个老师都不喜欢的学生。

　　杨晨的父亲是个军人，母亲是个医生，他们对这个孩子没有比其他父母更多的期望，包括在她退学之后仍是这样。“只是希望她能快乐。”但杨晨的妈妈董芳也承认，自己似乎从没真正了解过这个孩子，只是觉得“她从小就复杂”。

　　杨晨小的时候大脑的平衡功能似乎有些问题，全家人都坚信这是她出生时短暂的窒息造成的。她没办法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她跑步追不上别人，经常摔跟头，其他女孩子常玩的游戏，比如跳皮筋儿等，她也学不会。慢慢地，在群体活动中，她成了别的小朋友不愿意接纳的玩伴儿。

　　于是杨晨选择了独处。这期间，她发现了读书的乐趣。从小人书，到简单的儿童读物，从自家的书，到邻居和父母朋友家的书，杨晨在其他孩子还只会玩耍的时候，就已经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并开始涉及四书五经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在杨晨妈妈看来，这个孩子似乎把能量全部用在了看书和喋喋不休地对话上，她很少在夜里12点以前睡觉，同时也要求别人不睡，陪着她。“你知道吗？她居然从小就会嘲笑我们。”董芳说：“说我们成天只知道睡觉，还质问我们这样难道不觉得浪费时间？”

　　因此，杨晨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人都很高兴。在杨晨那时的期待中，学校的印象来源于孔子的学校：三千弟子，聚在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但学校并不是杨晨想像的那样。尽管杨晨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她并没有得到自己想知道的东西。妈妈回忆起最初几年的时光时，承认杨晨是个纪律不好的学生，她常常听老师说杨晨上课接下茬，或不停地发问，直到逼得老师回答不出，不得不让杨晨罚站等等。

　　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发生在杨晨三年级时。那时她所在的班有一节语文公开课，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在公开课的前一天上午，老师特意演习了一次，因为杨晨大量的阅读积累，她被安排在公开课上做总结性发言。但就在那天下午，因为再一次上课随便讲话，杨晨的书包被老师扔出了教室。

　　杨晨的报复很独特。在上公开课的时候，她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孔融把大梨让给别人，因为他知道大梨坏了。

　　不知其中奥妙的听课老师哄堂大笑。正在讲课的老师的脸立刻就变得煞白，甚至整个身子都哆嗦起来。

　　放学的时间到了。董芳的办公室里冲进来一群孩子，七嘴八舌地说：阿姨，快去看看吧，杨晨闯祸了，闯大祸了。

　　董芳一进教室的门，那位老师便冲过来，劈头盖脸对董芳数落杨晨。董芳只能一个劲儿赔不是，解释说孩子小，不懂事。那位老师不接受这种解释，大声嚷着：她不是不懂，她就是故意的，故意的。杨晨就坐在一旁的椅子上，面无表情，一声不吭。

　　那天晚上杨晨挨打了。这也是董芳记忆中，打女儿打得最狠的一次。

　　在亲戚朋友眼里，杨晨的父母都是性情和蔼、忠厚朴实的人，从未和别人拌过嘴、动过手。但他们的女儿却常常挨骂挨打。

　　“为什么打她？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杨晨爸爸说，“放学回来，一边走一边唱歌儿，问她：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哇？她说，老师今天没留作业。好，过一个星期，老师打电话来说：你家杨晨一个星期没交作业，怎么回事？”他停住了，嘿嘿乐，“你说我什么感受？打呗！”

　　董芳到现在也不太明白，老师批评一两句，别的孩子都可以接受，为什么杨晨就不能？“我最不喜欢她哭，边哭边说，越说越哭，怎么她就那么多道理？”“那么你问过杨晨吗？为什么她不能？”我问。

　　董芳愣了一会儿，说：“没问过。我只是觉得她太敏感。因为那时我们都觉得，老师批评孩子，总归是自己的孩子有问题。”

　　在家庭成员里，最能理解杨晨的是舅舅董鲁冰。这也是惟一一个坚持将杨晨退学的原因首先归结到她父母身上的人。

　　“她为什么总是吵，为什么总是和人争论？”舅舅回忆说：“我想，是因为她需要理解。”

　　“他们很爱自己的孩子，但他们是传统的中国人。”董鲁冰说，“他们认为小孩子不能顶撞长辈，认为老师永远都是对的，想不通小孩子怎么能有独立的思想。这样的结果便是，一方面没有理由地爱孩子，另一方面只有一个理由地去责骂孩子———在学校不听话。”

　　10多年后的今天，杨晨的爸爸妈妈似乎渐渐接受了当初杨晨的行为，这种改变对他们是很困难的，当杨晨说起一本书上对某首宋词的解释不对时，董芳还是很自然地说：“书上说的怎么可能是错的，那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书呢！”

　　对于杨晨来说，现在的改变来得太晚了。在老师说她“有人生没人管教”时，叫她“小丑”时，以及在她听到那些她认为有理由去抗争的言辞时，她环顾四周，找不到一个可以躲藏或寻求慰藉的角落。她渐渐放弃了这种寻找。现在的杨晨，所有关于学校的记忆都是可笑而不可理喻的。

　　她说从来就不喜欢上学。她讨厌大家穿一样的校服；不喜欢每天早上站在校门的值日生，见了老师就敬礼问好的场景———因为没一个老师向同学问好；她认为老师在讲台上讲课都是装模作样，“每次我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都批评我，甚至让我出去”；她不喜欢写作业，也不在乎考试成绩，甚至对于加入少先队这样小学生都引以为荣的事，她现在回忆起来也觉得是很荒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