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韩寒，也不是春树。我们之间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

　　关于她们的报道出现在媒体上后，产生的反应各异。

　　几乎所有对杨晨的反馈都是：支持！

　　而刘雯和记者张志颖还受到了不少责骂，认为这是在鼓动所有的学生退学。当然，这些责骂全部来自家长。

　　“我想那是因为我取得了话语权。”杨晨说。她的小说《感恩而死》200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版6000册售罄后，又再版了3000册。

　　“我不是韩寒，也不是春树。我们之间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她们不约而同地说。

　　那么她们是谁？

　　对于仍在校的学生，她们只是个离开了的同学；对于家长来说，她们是不能理解也无法约束的孩子；对于整个社会，她们是难以接受的异类———她们抽烟，喝酒，热爱摇滚，打扮怪异，会动辄就骂“他妈的”，有着开放的性观念，以及许多很难被世人接受的行为。而对她们自己———是勇敢，执著，叛逆，还是其他？她们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

　　娜拉出走了，走到哪里去？1000个人可能有1000个答案。但这两个孩子和更多孩子的出走，正发生在我们身边。

　　“你觉得这只是叛逆、只是反抗、只是不希望约束吗？”在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张志颖说：“我想，他们只是在寻找。但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途径。”

　　“寻找什么？”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他们寻找的那些东西，可能是大人们也在寻找的。”

　　“或者是每个人在那个年纪也曾寻找过的。”我接道。

　　“是啊。难道你上学的时候，没想到过要退学吗？我就想过。你没想过‘活着是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吗？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想不清楚。”张志颖说。“我只是在寻找幸福。”刘雯说。

　　她有一首小诗叫《谁说我爱上了寂寞》：谁说我爱上了寂寞？我的心不停地在寻觅。也许理想只是理想的境地。那么我的心，愿在寻觅中死去，也不愿轻易地把理想降低。

　　可是获得幸福的道路在哪儿？“其实我很不自信，尤其在出了书后。”杨晨说，“我并不觉得退了学出了书就有什么了不起。”

　　董芳有一段时间甚至觉得杨晨患上了自闭症，她几乎不出房间，很少和人说话，以至于说话都不太清楚。

　　经历了漫长的挣扎，杨晨似乎正重新回到父母所期望她走的那条道路上。

　　辍学5年后，杨晨重新燃起了学习的愿望。她报了一个外语学习班，从《新概念英语》第一册学起，还正参加调酒师的培训，并准备在年底参加导游资格的考试。“我知道我需要一些谋生技能。我必须要依靠自己生活。”她说自己学得很好，每周三次晚上按时去上两个小时的课，第二天自己在家背单词。

　　退学后，她仍关注着国内发生的各种新闻，正在以马家爵事件为背景，酝酿一部写农村孩子成长的小说；她花了些时间呆在洛阳儿童福利院，无偿献过血，还希望有机会能为艾滋病人做些什么。她目前最想做的是职业是女性主义研究者，并愿意为此学习各种艰深的知识。“我想去北京的大学旁听，你觉得行吗？”她问我。

　　刘雯在进行了半个月短暂的全国采风后，也打算静下来心，多读些书，学自己一直想学的知识，比如绘画、摄影和诗歌，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写本自己的书。

　　她自己写了份海报，跑到郑州一个外国人聚集居住的小区，四处向人介绍自己：我叫刘雯，我想要学英语……她就这样找到一群可以随时练习口语的外国朋友。

　　刘雯退学的报道在《郑州晚报》刊出后，刘雯写了这样一段话作为回应：

　　“我不希望你们说我放弃了上学，因为我选择了生命，不仅仅是上学！我选择的是我的生存方式，而不仅停留在上学与辍学的表面上！况且，回到你们所谈论的话题上，我的初衷是———学习！学习对实现自己理想有意义的可贵的东西，克服一些有必要克服的东西！没有必要争执的！

　　“我知道自己道路的艰辛，我选择艰辛！……用一句一个朋友送给我的话来说：我将要———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坚持到底！”

　　告别她们，是在一个周末的深夜。她们轮流紧抓我的手，几乎是用深情的眼神望着我。无论别人如何评论她们，那一刻，我似乎理解了她们身体里的一切愿望：她们不是什么80后，不是什么“垮掉了的一代”，她们有着和正常年轻人、甚至正常成年人一样的需求，不仅是生活中的，更是精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