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黄永农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6点多起床，到一个居民小区清扫卫生；白天，走街串巷，捡些汽水瓶罐和废纸卖；晚上，他给一个私人老板看门市，每月100块。

　　而黄永农不是农民工，更不是盲流，他是“城里人”。

　　8年前，他所在的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会溪村6组被政府集体征地后，黄永农和儿子就“农转非”，摇身成了“城市居民”。

　　可是，“城里人”的身份并没有让他生活得更幸福些，相反滋生了许多怨气：“地没了，房没了，城里啥东西都要钱，日子是越来越难过。”

　　他和儿子住在临时搭建的周转房里长达六年，两父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找不到工作，靠每月领取八九十块生活补助金和捡破烂度日。去年央视记者到自贡调查失地农民生活时，正在翻捡垃圾堆的黄永农进入镜头。就此，他“幸运”地吃上了“低保”，每个月能从居委会多领走50元。

　　事实上，黄永农只是自贡市失地农民的一个缩影。跟他有相同命运的还有近八千人，绝大部分都是红旗乡的村民。

　　他们让出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成就了自贡高新区的繁荣，自己却在城市边缘挣扎。

　　据统计，这八千失地农民中，有一半靠每月143元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度日，另一半的生活并不宽裕多少，除一些做生意的外，大多生活面临困境，去年出现多起群体性事件。

　　近一年多来，拿自贡市政府的话来说，是在“殚精竭虑”解决遗留问题：修建安置房，扩大“低保”范围，对特困户进行一定程度救助等。

　　这些措施起到立竿见影的安抚作用，风波似乎在渐渐平息。然而很多人都明白，矛盾的根本没有被完全拔出：过低补偿费的纠结，生存技巧的匮乏，对城市的不适应，都非一时能够修正。

　　谁的利益被牺牲？

　　自贡，位于四川省南部，老工业城市，以盐、恐龙、灯会闻名于世。

　　1992年，一块“自贡市汇东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挂在了自贡市郊大安区红旗乡的土地上。

　　按照四川省政府的批文，这里要建成为集城市功能与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为一体的新区，规划面积十平方公里。

　　一条红线，几乎将整个红旗乡都圈在了里面。

　　从那以后，这片本来靠蔬菜和副业一直欣欣向荣、和谐富足的土地，再没太平过。

　　自贡市一份关于高新区征用土地、补偿安置有关情况的材料里写到：开发区从1992年以来经批准实际征用土地7775.26亩，撤销建制农业组24个，对7925位农民实行“农转非”。

　　这只是开发区最核心的一部分。据了解，自贡大大小小从省级到市级再到县区级各类开发区，占用土地远不止于此。

　　罗庆全，高新技术开发区助理调研员，高新区“元老”级别人物，以前曾分管过征地拆迁及建设规划。有农民来问他，他都如此回答：“我们制定的任何政策，都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和法律法规的，不能拿现在的新政策要求我们。”

　　按照老《土地管理法》规定，一个补偿标准很快出台：16岁至40岁的农民一次性领取8000元安置费，40岁以上的每月发放生活费补助费54元，未满16周岁的发至年满16岁或初高中毕业。生活费两年一调增，每年增加约5元，直到现在，被征地农民每月生活补助90.6元。

　　8000块买断，农民觉得亏，就去找管委会和国土部门，得到的答复是：这已是很宽松的政策，8000块甚至比沿海的标准都高。如果严格执行国家的标准，按产值来算，每人不足5000。

　　但是，这些昔日的农民还是觉得不理解。在各项赔偿中，一项是青苗费。记者查阅自贡市政府2001年签发的《高新区经济林木花木赔偿标准》，看到一组组价目表：桃李梨苹果等幼苗，5毛一株；直径达到10厘米的桃树，110元一棵；香蕉，每棵8元，已挂果的增加到10元；桂花树，小的3元一棵；黄角树，特大的20元！

　　于是，老百姓“开动脑筋”，与征地人员玩起了“斗智游戏”：折断果树枝桠插在土里冒充果树；一夜之间放干鱼塘，栽满树木，密度大得连鸡都挤不过……

　　这场利益调整之中，双方的博弈始终没停止过。然而，掌握政策决定权的一方必然是最后的赢家。

　　最让这些失地农民诟病的，是自贡市政府的1993年第75号文件，规定征地房屋拆迁只能按农村的标准来赔偿，这与城市居民拆迁标准相差了5倍以上。就这样，还没坐稳“城里人”资格的居民们，又被打回到“农村人”的地位。还有文件规定，在补偿房屋面积时，每人只能等量对换15平米，超出部分按每平米780元左右计算。这样一来，一个三口之家，如果分了80平方米的安置房，需要倒补给政府两三万。

　　居民们质疑：“农转非”已经多年，为什么不能按城市拆迁标准补偿？得到的解释是，拆迁是征地工作的延续，当初按农村住房报建的，只能按农村拆迁标准赔偿，不随房主身份变化而改变属性。高新区管委会还向记者出示了四川省建设部门的解释，认可高新区的政策。

　　原白果村村民刘正有不肯按此标准进行拆迁，2000年被强制执行。大安区法院带了执法人员和炸药，炸掉了刘家的三层小洋楼。为此，他上法院，进京上访，前前后后六七年，成了“告状专业户”，但问题至今没得到解决。

　　城市“新贫人群”

　　十来年时间，在一片田野和荒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繁华都市，无疑是一件引以为傲的成绩。

　　但与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档建筑群相对，成片低矮的周转房，已成了高新区另一观。这些房屋不仅位处偏远，往来通行不便，而且质量低劣，大多有严重安全隐患。

　　王德芳在罗家湾的周转房，长期渗漏滴水，外面下雨，屋里洪涝，要用上家里所有盆子接雨水。就这样，她在那里住了6年整。

　　那里更是她的伤心之地。76岁的老伴赵树良，到山坡处的公共厕所解手时摔得半身不遂，半年后不治辞世。王德芳每天都要把老头子的遗像取下来擦拭，擦一回哭一回。

　　而事实上，居民很早前就向居委会反映过周转房没有公厕和道路破烂的问题，但无人过问。即使这之前，王德芳家邻居林树芝就因上公厕途中道路溜滑、摔断颈骨而死之事，也没引起有关方面重视。直到央视记者调查之后，街道才派人修葺了地面，并在危险地段砌了一段矮墙。

　　会溪5组村民黄芳英，原与丈夫叶兴华承包鱼塘，栽种果树，家境富裕。1996年高新区征地，夫妻二人各人拿了8000块的一次性土地补偿费，以及一万多元青苗费，从此告别赖以为生的土地。

　　颠沛流离的生活接踵而至。叶家老少五口人，所有收入均靠叶兴华贩水果。去年6月的一次请愿活动中，黄芳英被抓，性格内向的叶兴华受了些惊吓，情绪一直不好。加上后来贩水果被城管追赶，生意不顺，对生活完全绝望的他，在7月的一天中午，用一根尼龙绳把自己挂在了屋梁上。

　　周转了6年的黄芳英目前已分到一套安置房，但由于没有8000元“补差费”，领不到新房钥匙，目前还和15岁的女儿、老父老母住在破漏的周转房里。

　　一些已搬进安置房的居民，生活压力更大。

　　“每个月水电气都要100多块，有时候紧张得洗衣粉都买不起。”21岁的唐勇紧蹙着眉头。一家三口人，只有妈妈扫大街300来块的收入，还要照顾爷爷奶奶，生活十分拮据。

　　高新区丹桂街办事处主任代丽萍说，去年中央电视台来报道了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后，市里非常重视，委托街道对所有农转非居民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大面积实施“低保”，“基本上做到了应保尽保”。

　　街道办5月的“低保”统计表显示，整个高新区人口12万余人，享受低保政策的2295户共计4924人，其中3949人属失地农民，占80％以上。

　　“新圈地运动”

　　高新开发区目前成了自贡市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大多从旧城搬到了新城，带动了这一代的商旅发展。繁荣的景况，已经超过老城。现任管委会主任吴丕告诉记者，自贡高新区是经过四川省批准认定的，这次国土资源部清理开发区的行动中，在保留的名单内。

　　“虽然有人质疑我们高新区没有高新企业，但我们的规划是先建成功能性城市，再带动高新工业的发展。”吴丕说，自贡市要建成人口50万的“大城市”，因而高新区还要继续扩大范围。省里面日前已经批下来了，高新区扩大边界，继续向南扩大10平方公里，建“板仓工业园区”。

　　那么，现有规模究竟圈了多少地？

　　管委会的回答是：规划10平方公里，但目前实际征用7775.26亩。

　　“我们都做到了合法合规，也经过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是经得起检查的。”他说。

　　然而，就在去年6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在接到群众举报后到自贡调查，发现高新区管委会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存在诸多违规操作行为。

　　数十份土地征用协议，没有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签字。许多关键性条款都是空白，比如建设项目名称、总投资、总占地面积等等。甚至在赔偿的数字上，都有涂改痕迹。

　　一位知情人透露，一般情况下，开发区征地，应该在有项目时，按需要占地，且要与农民协商。

　　原高新区国土处处长、现自贡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王敦富说：“从我1994年当高新区国土处处长开始，就实行了‘五统一’管理体制：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征地、统一供地和统一管理。”

　　“所谓统一征地，就是‘打捆征地’，不一定非要有具体项目，按照规划一次从集体组织征来，等有项目的时候再作安排。”王敦富告诉记者，这种征地方式在深圳、海南等沿海地区早就有了，操作起来比较简便，虽然不符合当时的土地法规定，但可以在程序上做些变通，比如编一些项目名称之类。

　　这种类似圈地的方式征来的土地，不一定短时间内有合适的项目进入，管委会就让它荒着，甚至一搁就是七八年甚至十来年。

　　紧邻市政府一块面积约71亩的土地，自1995年征用后闲置抛荒长达9年，被央视曝光后，无偿给予静峰园艺和自贡市百盛园林有限公司做苗圃。今年3月31日，自贡市国土局公告拍卖此处为商住用地，起拍价每亩60万元。

　　一直关注自贡失地农民命运的北京法学学者俞梅荪概叹，一亩地价差高达十至几十万之巨，7700多亩土地，是何种利润概念！

　　土地流向何方？

　　很多失地农民一直关心：征来的土地具体收益究竟如何？

　　分管土地的自贡市常务副市长、原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侍俊在采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依法批准征用的7775亩土地中，经营性用地3439亩，出让所得2.9亿元，每亩地均价8.5万元，其他土地属行政性划拨。7700多亩总征地成本2.28亿，每亩土地征地成本近3万元；加之拆迁等费用，每亩地成本在7万左右。

　　侍俊告诉记者，在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前，并没有规定经营性土地要公开招标、拍卖、挂牌，所以大多采用协商价格。所以，只要管委会集体研究，决定了价格，就可以转让，最后报市国土部门批准备案。

　　“小宗的土地，我也可以直接签字同意。”侍俊市长还说，有些“不负责任的人”，诬陷他在中间倒卖了多少土地，得了多少“黑钱”。事实上自1997年他从管委会调任副市长后，虽然分管国土基建，但再没直接批过一块地，“都是他们管委会自己定价定买主，按程序报到国土部门审批，最后我签字过目。”

　　那么，那3439亩经营性用地土地是如何进行流转的？

　　经记者多方调查了解，大概分三个渠道进入市场。一是政府将1600多亩土地转让给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下直属企业“汇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由其经营和进入二级市场；二是将1307亩土地，转让给红旗乡政府直属企业金马公司，由其经营转让。剩余的400多亩地，由国土部门管理。

　　为何政府愿意将如此大宗的国有土地，交由两个自负盈亏的企业来经营？政府的收益又如何核算？

　　当年组建汇东股份公司的主要参与者侍俊讲述了来龙去脉：开发区征了土地之后，由于是一级政府，无法进行经营，就成了汇东公司来承担经营土地的任务。1994年5月，政府以590.5亩土地折价3300多万的形式，入股汇东公司，占51％，另有几家企业占股37％，并向定向社会募集股金占12％。

　　董事长由管委会主任兼任，侍俊就曾经兼过几年汇东公司董事长。但他说，他是兼职不兼薪，也没有股份，只是干活。“我可以保证地说，我和市里面的任何领导，都在里面没有股份，决不是外面说的那样一次分红几百万。”

　　1996年，市国土部门再次以7.8万每亩的价格，一次性向汇东公司出让土地1060亩。应该交纳给财政的8000多万出让金，以汇东公司为政府修桥筑路的工程款冲减。

　　“当时政府规定了汇东公司二次转让土地的基准价：临街土地不低于23万元每亩，街后的16万每亩。”侍俊说。

　　手握1600余亩土地的汇东公司，十年来却经营业绩寥寥，据悉没分过几次红。市里一位干部说，他买了几百股汇东公司的股票，只记得有一次破天荒的分了红，每股只有五分钱利，“还不如存银行”。

　　另一家“土地专营”公司金马公司倒搞得有声有色。

　　按级别说，金马公司只是一个乡属企业，所拥有的土地却不让汇东公司。自1995年成立，到2001年，先后受让土地1307亩。

　　参与过金马公司组建的罗庆全介绍说，成立金马公司，是为了安置和发展红旗乡的乡镇企业，准备建一个金马工业园区，后来根据市里规划做了调整，改变了用途，以经营土地为主。

　　这家公司2001年一笔值得关注的“交易”是：市政府以每亩四万元出让土地807亩，应该一次性收金马公司2508万土地转让金，而金马公司居然用这807亩中的375亩交还国家，以土地实物形式抵清了转让金，金马公司的理由是这375亩完成了征地拆迁等，由“生地”(未补偿地面建筑、树木之前的土地)变成了“净地”(已补偿地面建筑、树木之后的土地)。如此一“金蝉脱壳”，金马公司从政府手中凭空赚了400多亩土地。

　　金马公司从成立开始，董事长一直由红旗乡原乡长、党委书记陈文贤兼任，直到去年下半年，陈卸去党委书记职务，到开发区管委会政策法制办工作，才辞去董事长一职。他告诉记者，他在管委会主要工作，“是协助管委会搞征地动迁”。至于金马公司，据了解，工作人员有30余人，实行全员招聘制。陈文贤表示，他并非像村民们讲的那样，三姑六婆都放到金马公司搞“家族式企业”，只有妹妹在里面做普通员工，女儿曾经为公司开过几天车。

　　还有一笔值得关注的土地转让发生在2000年10月9日。

　　那天自贡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现常务副市长侍俊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城市建设项目。当天《会议纪要》第四项内容是，把学苑街13亩没经过公开招标的土地，交由市荣隆开发公司和市外贸仓库开发，按每亩15万元收取土地开发费。

　　而就在当时，一街之隔的对面地段，基价为36万元一亩。

　　大约一个月后，红旗乡人民政府给市政府打了一个报告，称乡政府与荣隆房地产公司联合开发学苑路7亩土地，原签订合同每亩按15万元向开发公司收取，后收到市政府(2000)07号会议纪要，认为该宗地内公共设施用地范围大，房屋拆迁补偿费用高，开发后不仅无经济效益，并且亏损巨大，要求减缴本应由荣隆公司交纳的每亩15万元土地出让费。

　　文件一角，是侍俊的亲笔批示：“鉴于乡政府为解决乡镇企业发展问题，已按每亩15万收取补偿费，故市里基础设施补偿费按每亩贰万元收取。”其意思是，市政府应该对105万土地出让费予以减免，只收每亩2万的基础补偿费。而这笔费用，基本上是任何房地产开发项目都必须交纳的。

　　据悉，7亩土地上原有红旗机械厂、空压厂、红旗医院三家乡镇企业，各类资产400多万元，仅一次性作价30万，连将房屋和附着物全部让给荣隆公司。

　　对此，侍俊市长的解释是，商住楼开发完成后，荣隆房地产公司已将价值135万元的房屋交给红旗乡政府，其中105万是抵地价款，30万属企业房屋作价。但曾参与房屋修建的原红旗机械厂经理曾顺清透露，荣隆公司还给红旗乡政府的550平米房屋为辅助用房，每平方米售价在1000元左右，却以2400元每平米作价。侍俊坚持认为荣隆公司在这桩交易中并没有占到便宜。

　　采访中，荣隆房地产公司和红旗乡政府屡屡被人提及，荣隆公司老板吕荣渊和红旗乡乡长陈文贤也屡屡被人提及。

　　至于两人是否传说中的“铁杆”，陈文贤的说法是“跟我关系不错的很多，都是哥们儿”。但从采访的情况看，陈文贤与吕荣渊应该颇有渊源，吕荣渊的夫人郭莉是金马公司财务总监，吕家跟陈家的别墅相距仅数十米之遥———那里都是由金马公司开发售地、自己修建的豪华别墅。

　　记者查看了国土局的规划图，每个别墅位置上都标有购地人的姓名，以陈文贤的儿子陈刚之名购地的有两处：一处已建独立别墅，一处建连体别墅。金马公司郭莉、总经理邓昌明都购有别墅用地。还有一个当地老百姓提及颇多的名字：刘伟林。原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刘佑林的弟弟，新区成立前原是泥水工，现在是宏伟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

　　而陈文贤在红旗乡任乡长18年。在采访中他坚决否认老百姓关于他财富的传言，他说，所有财产来自于他的儿子陈刚。陈刚和他的几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东川贸易公司”，从事土石方、建筑装修以及少量房地产开发业务。陈文贤也承认，儿子以每亩8万元的价格，从金马公司买了6亩土地，修建了旧货交易市场。

　　陈文贤向记者表示：“那是一处烂泥塘地，根本没人要，别人来买也是八万。所有款项都到了金马公司，有据可查的。”

　　但是，一些失地农民坚持认为，一边是他们土地被廉价侵占后的窘迫状况，一边是一个乡属企业大肆倒卖土地，无论从政策上还是操作上，金马公司的土地问题都应该得到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