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周刊》将如何继续保持“新”锐？

　　●要把做《新周刊》的权力下放，我希望它能向上，而不是跟我们一起谢幕。8年来我们搭上“新”的快车，其实是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变；以后它将面临分众化和周刊化的压力。当它与时俱进之后，请别在意它叫什么。

　　办刊权利下放：不要让刊物跟我们一起老去

　　（主持人：罗大佑讲他创作的时候有三个时代，黑色、黄色、彩色。黑色是指创作里的批判意识，黄色是对整个中国民族的关怀，彩色指主题的多元化。他的这种区分法和《新周刊》的成长历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最开始《新周刊》也是批判意识，之后是对中国整体宏观的关注，比如大盘点，再往后到现在就是主题的多元化。回顾《新周刊》走过的八年，您是如何看待一个媒体自身的成长过程？是不是成熟了也就意味着年少的锐气逐渐退去？）

　　自然规律不可违抗，在中国做三五年媒体就不得了了，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不仅是规律性的东西，即使是偶然性的因素也有可能导致媒体的颠覆。中国的传媒环境更加恶劣，《新周刊》整天乐于打擦边球其实很没劲，很早就有可能性被封杀掉，做到现在有一些幸运的东西在里面。

　　回到产品生产过程这个话题上来，我想媒体衰老的问题如果在今天没有出现，也会在后天出现。《新周刊》好的一点是早早地有了市场意识，我们自己也早早地对自身有了认识：并不是我们什么都能包揽，我们这样位置上的人一定要做到把做《新周刊》的权利放下去，找到合适的人坐到你位置上。我宁肯做董事长，也不一定做CEO，多累。这一点不能轻易达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解的方式来减轻核心创作人员的疲惫和匮乏。市场营销部门慢慢对他的干预会减少，《新周刊》要在重大选题之外逐渐让创作人员作主。这些都是一种方法，我们希望企业做到向上去，而不是跟着我们一起完蛋。这种心思有，这种准备也有，但是有没有好的运气不知道。

　　《新周刊》的新：因为《新周刊》的人，更因为中国的发展

　　（主持人：《新周刊》在我的印象中和名字一样新。这个“新”字，最初的时候看到“所有的努力新一点”，“要看就看《新周刊》”，“好看就看《新周刊》”，“做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杂志”。那么到底多大程度上才叫做新，每期杂志都新是很难的事情，您怎么看待《新周刊》出新？如果要让《新周刊》出新，应当用什么样的长生不老的方法？）

　　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不成立的问题，无非是被概念化了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新锐附着在《新周刊》上，无非是拿来标志自己，在这个市场中区别于别人。在市场竞争环境中，我即使没那么大力气了，能不能用这个东西保持住比别人更好的吸引力？可能这个新是我要用的。

　　新，一方面是在主创人员气质上的延续。我听到一个上海的人和我讲他和《新周刊》一个年轻人的对话。年轻人78、79年出生，回答一句话时用了很拽、很不屑的口气。于是那个人就问我，“你们怎么这样？”那当然了，《新周刊》人就这样。这些东西不自觉地会出现，团队这些人能不能留下来，要看在一些气质上是不是和杂志契合，对于新的追求并不在于我身上有，杂志上也有。如果这些人做出来的《新周刊》他自己觉得不像，杂志会要求所有参与人员形成一种企业文化，一种对精神气质的追求。

　　新，另一方面要回到历史背景来看。为什么这个时候“新”会变得这么抢眼，具有吸引眼球的能力？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特别是传媒的改革到了1996年开始出现，人们在资讯需求和视野需求上要求增多了，传媒可以提供一些新的东西。这八年我作为普通中国人或者敏感的中国人，对于这样那样的变化记住了一些东西；我这样说或这样做，可以在我们国家的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参与一点意见表达，我们记录了这一点也参与了这个过程。像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在这八年里跟着国家和国家的这些人一起走过来，我们的新其实体现在人们对于某些事的追求，体现在对人们生活方式更新的一种反映和折射。我理解的这个“新”并不完全是某种业务上必须去做的，你只要用心去捕捉，用心去记录肯定能达到这一点。

　　我相信中国目前赶上的是前所未有的加速度的发展机会，哪个国家的人民也没有像中国人民这样什么事情都能赶得上，有台阶给你上，有提速的可能。《新周刊》不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记录了一笔。你看到的轨迹不只是中国杂志的发展轨迹，也是中国这八年来能看到的一个轨迹。我觉得“新”能够从这个角度上看出来。

　　《新周刊》今后面临的压力：分众化和周刊之路

　　（主持人：《新周刊》定位是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两方面都要有，一个是时事一个是生活。这两类特质都要加上去，这两类杂志媒体作为竞争对手，两者之间是有一个更清晰的定位？还是更宽泛一点？如果说新锐构成持续性的竞争力，需要一定的付出，有时候难度比较大；而内容的宽泛和追求不同领域的热点，则在追求点跳跃性比较大，可能不如把某一点做深做透容易一些。你怎么看待《新周刊》的市场定位？更具体一些，是不是跳跃性大一点，关注很多热点？）

　　《新周刊》的定位和眼下消费市场的分众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杂志从过去全国读者读《读者》，读文学杂志，到现在读《时尚》还分男女版，分众化发展是很迅速的。我们几家刊物的老总4、5月间有一些接触，想召开中国第一届周刊发展论坛，已经跟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讨论过，可能今年11月份开。

　　中国杂志市场上一个新点在周刊上。《新周刊》是双周刊，这是历史带来的，1996年我们出周刊是死路一条。另外一个例子是《深圳周刊》，今天可以不留情地说，它错误选择了刊情，深圳并不在新闻的话语中心，周刊卖给谁？1999年10月我在湖南一个小城里看见大量的《深圳周刊》，通过邮局发放，连续几期没人买。你印这么多的量，谁来消费？结果证明没有人消费。

　　《新周刊》在主要大城市里面发行，需求和生产必须是合拍的，否则必有问题。现在上海、北京都有了真正意义上每周出的周刊，《新周刊》确实遇到一些问题。1996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里面，大家问：你是周刊吗？你是时尚杂志吗？这两个都是问题。那时候我是什么东西都来，什么东西都成，但现在必须分众。我们当然会考虑是否变成周刊，但是变成周刊就是在人和资金上乘以2。换句话说，《新周刊》变成周刊，一定要是有新闻性了，只不过是带着《新周刊》策划特征的新闻，否则没有那么多的题材。没有那么多的策划让你每周都这么做，为什么每周都要得到一个策划呢？但对读者这是一个问题，周刊必须要有新闻。

　　这一点涉及的背景太深了，背后的投资人、核心团队、整个市场是否一致认为要选择周刊的？我现在的答案是没有。这跟我去年接受采访有一个不同，那时候我始终坚持一点：周刊市场没有新闻。这个不是跟谁去较劲，而是有没有周刊市场标志着资讯需求程度。

　　比如华文中成功的周刊在香港、台北，而不在大陆，这意味着所有的成功例子都在一个局部区域当中。周刊在香港成功因为在香港发行没有问题，还有经济基础的基本保证，《壹周刊》、《东周刊》，看完扔进垃圾桶，香港人有这个经济能力，而我们看完还要拿回家藏着。三联和《中国新闻》以及《了望东方》、《新民》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应该在一些局部区域中有稳定的市场。但《新周刊》并不是在这样一个局部区域的市场环境中，《新周刊》的核心销售是上海、北京、广州、西南相加的总和。我们定位于生活方式的角色在区域的把握上是不是过时了呢？好像还没有。

　　通过这些综合因素分析，《新周刊》叫什么不要紧，但每一个微妙的变化都会发生，每一期都会发生，这是可以肯定的。这一天的到来意味着我们《新周刊》也要加入其中。现在有一个共识，只要周报还大行其道，那么周刊也还能生存下去。国外成熟传媒市场绝对没有周报这样一个形态的东西，但是周刊是能生存的，这一天迟早要来的。也许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新周刊》会变成周刊，那时就不用问《新周刊》是不是这样或者那样，周刊只有一个，就是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