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新闻：《2004中国经验》江苏省委书记甘当形象大使
今天我们《2004中国经验》系列报道来关注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说起山城重庆，当地街头巷尾的棒棒军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的一景。这组镜头是我们记者在重庆拍到的，画面上这些三五成群，站在路边的农民，就是有名的山城棒棒军，因为人手一根挑货的竹棒，重庆话把他们叫做棒棒，也就是走街串巷，替人挑东西的人。棒棒军都来自重庆周围的农村，活跃在大街小巷，即使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朝天门码头，你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重庆的这些棒棒军身上讲起。
重庆棒棒
冷新桥，一年前，他也是一名棒棒军。冷新桥告诉记者，“早上四、五点钟起来，一直要干到晚上十二点。”挑一次行李平均能挣两块钱，冷新桥每天起早贪黑干十几个小时，挣的钱刚刚够填饱肚子。记者了解到，仅在重庆市区，像冷新桥这样的棒棒军就有20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棒棒军呢？重庆江津市副市长许金刚告诉记者，“农村的土地平均每一个人，大概就是一亩二分地左右，这一亩二分地里面，只有四分多地是水田，其余的就是山坡。”
在重庆，像冷新桥这样的农民有1300多万，而耕地只有2000万亩,只够415万人耕种，其余900万人无地可种。这些无地可种的农民成了政府的一块心病。重庆巴南区区委书记姚代云说：“他没有事干，就到处游荡，闲置起来，很可能甚至去参与社会上的赌博。”
农民无地可种、无事可干,也就无钱可赚，作为直辖市的重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低于陕西，仅在全国排第22位。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表示：“一个农民一年的平均纯收入就是2200多元钱。”
棒棒军，这个听起来有些诙谐的重庆土话，实际上却意味着几十万没有出路的农民。重庆今年人口总数超过了3100万，是四个直辖市里最多的。(饼状图)这是重庆的人口分布图，可以看出来，其中40%是农民，这个比例在四个直辖市里面也是最高的。农村人口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重庆市市长王鸿举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市长讲故事：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两兄弟
记者：人们都说重庆既是一个大城市，又是一个大农村，你觉得面对重庆这个大农村的时候，你觉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王鸿举：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两兄弟，他们都念完了初中，念完之后一个就回家了，一个进了一个乡镇企业的水泥厂。在企业这个确实就给人一个精明，能干，那个回家的这个，因为这两年我刚才说的那种典型情况了，无所事事，所以现在他的知识已经不是停留在初中水平，而是退化了。
记者：像这样留在家里的情况普遍吗？
王鸿举：我的体会，我长期生活在基层，相对一部分年轻人无所事事。因为两亩地一头牛，家里他的父母都已经足以对付，他家里希望他成龙，希望他能够做点什么，他又事实上不能做什么，或者没有他做的机会。
记者：这会给重庆带来什么问题？
王鸿举：这个带来的就是农村发展的迟缓，农村人口素质提高的更感到困难。
重庆地少人多，几百万农民工无事可干，这是2004年最让王市长着急的一件事。如何给这些农民找到工作？成了重庆市各级政府今年面临的最大难题。江津是重庆的一个农业大市，也是农村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那么，农民进城找活干遇到了哪些难题？政府又是怎么来想办法解决的呢？
百万农民工大转移
重庆江津市副市长许金刚告诉记者，“我们不能再走过去传统式的、盲目的，低收入，低工资层次的打工。”
许金刚，重庆江津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许金刚上任后最头痛的问题就是江津市51万的农民无事可做，许多人虽然出外当棒棒军和打临工，但这种工作几乎没有保障，许副市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来自农村，有三个弟弟，他们先后在外地和重庆市内打过工，但往往干个十天半月就不得不换份工作，还经常找不到事做，有时连回家的路费都挣不到。许金刚说：“没有车(费)钱，那就是趴火车这样回来的，而且三天啃了一个馒头，这样回家的。”
据统计，在重庆，农民平均受教育的程度只有7年，93%的农民只有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这些农民能做什么呢？重庆巴南区区委书记姚代云表示：“他基本上多数就是只会，种粮食，种庄稼，还有养猪。”
其实早在80年代末，重庆的农民就开始自发地外出打工，90年代的民工潮中，也到处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在当时，他们被称为盲流，干的往往都是些粗重的体力活，生活没有任何保障。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重庆市的各级领导，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许金刚说：“把这些农民有组织地输送到学校去，通过学校请我们的老师，请我们的师傅来进行培训。”
从1999年开始，重庆市启动一项“百万农村劳动力大转移”的工程，市政府有一个宏伟的目标，让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经过培训掌握一两项劳动技能后，再把他们成建制地输出去。
尽管有了培训的计划，许金刚心里并不踏实，培训的钱从哪儿来，农民愿不愿意来，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未知数。
记者：你在面对两百多万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你有没有想过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王鸿举：有一个说法就是对农民最大的帮助就是减少农民。
记者：减少的方式是什么？
王鸿举：减少的方式就是劳务输出，劳动力的转移，战略性的转移。
记者：在你的任期之内有没有一个目标？
王鸿举：有一个目标，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的是每年40万人，在本届任期内一百万，这个目标能够完成。
2004年重庆市有一个大胆的做法，就是要让大量农村劳动力，学会了一技之长后，再把他们送进劳务市场。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但培训的钱从哪儿来？农民愿不愿意参加培训？培训之后，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工作？这都是未知数。
这是前不久，我们的记者在重庆的一所培训学校拍到的一组画面，画面上的这些学生年龄最大的有四、五十岁，最小的才十六、七岁。他们都来自重庆江津市不同的乡镇，让这些年龄相差30多岁的农民坐在一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又是谁把他们动员来的呢？ 我们的故事还得从一支特殊的队伍——农民巡教队讲起。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