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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不可行
市规划委相关人士表示，可以通过经济、法律、管理等多种手段控制北京人口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办公室获悉，刚刚获得国务院原则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控制在1800万左右，人口年增长力争控制在1.4％。
规划编制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800万这个数字只是一种对未来人口数量的判断，并不是一定要达到的目标。据介绍，按照前10年平均增长率2.2％，2020年人口将达2100万，将严重影响北京城市的发展。因此，要通过经济、法律以及部分行政措施引导人口分布。
规划委副主任黄艳昨天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北京的人口控制可以通过经济、法律、管理等多种手段综合进行，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她认为，控制人口的办法很多，但单纯采取行政手段只是一种消极的办法，不可行，是一个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做法。除了行政手段以外，还有经济的手段，比如可以进行产业调整，多发展高端产业，对人口的流动和吸纳就会形成限制。
“但这些手段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见效，所以我们一方面只能从住房提供、基础设施能力等方面进行间接的控制，但更多的则是对某些高密度区域的人口进行疏解，比如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就应该进行疏散”，黄艳说，另外也可以通过区域协调，把低端的产业向外部输送，“因为人口问题其实就是就业问题，哪里有就业机会，人口就会跟着走”。
委员观点
“人口准入制是霸王规定”
政协委员万建中认为，解决人口过剩首先是减少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
万建中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不赞成搞人口准入制度，这明显就是个霸王规定嘛。”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万建中委员表示，一个城市的活力就在于人的流动，而且是无障碍的。北京想要建立成为一个宜居的城市，不应该在限制人的方面做文章，而关键是城市建设合理、管理规范等方面考虑。
万建中委员认为，北京市是一个移民城市，城市的活力也就在于此。“现在你要限制人口的进入，说白了就是要限制穷人来北京生活，这不就是歧视吗？”万建中说，就算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流浪、乞讨的人也很多，政府可以通过很多方法进行救助，而不是驱赶或限制进入。
“其实我觉得，要控制人口还是应该用市场的手段。”万建中委员说，如果说城市资源紧张，把价格适当调整还是个办法。对于来京弱势群体，应该通过人们先富帮后富，政府提供就业、培训等手段，来提高他们的素质。“等这些人经济、技术上有所积累，以北京目前这么高的生活成本，我想来京的人们都会理智选择离开或是留下。”
万建中说，解决北京人口过剩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减少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随着京津塘地区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发展，不光是来京的外地人甚至北京人都可能会选择其他城市生活，这样才是最理想的。”
专家观点
“准入”不能沦为“地域歧视”
北大教授郭道晖建议，必须把握好“限制”与放开之间的尺度
郭道晖
北京大学教授，北大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
“设定外来人口准入门槛，这是北京这样发展迅速的特大型城市的现实需求，但是，‘准入’不能倒退回地域歧视的年代”。北大行政法学博导郭道晖说，设定“准入”制度必须把握好“限制”与放开之间的尺度，否则，准入制度就会成为北京人口管理的历史性倒退。
十几年前，北京曾规定，名片制作等几大行业不允许外地人经营。郭道晖说，从几大行业禁入到不限制，这中间的变化体现出北京作为一国之都的包容性，是城市管理水平有所进步的表现。目前，北京大街小巷卖早点、卖水果、卖菜的，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负责人，也由一些外来人承担。从这些方面来看，北京已经离不开外地人。但是，从能源、治安、城市容量等角度出发，任由外来人进京，最终只能牵制北京的发展。
郭道晖认为，单从学术角度而言，北京应该是对全国人民敞开的。拥有中国国籍的人，都有权利到北京生活、发展。但是，法律的真谛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更没有绝对的平等。他建议，科学地测算出哪些人适宜在北京生活，选择北京会有助于其个人发展，以及北京需要什么样的外地人，这应该都是准入门槛的设定前提。
市民访谈
“人口准入制”不符合社会进步
多数打工者认为市场经济应鼓励人口流动
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引发了一场关于外来人口进京是否应该设立“门槛”的讨论。大多数普通的外来打工者认为不合理，自己来北京打工，在赚取了一定报酬的同时，也为首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有人对“建立人口准入制度”表示理解，认为合理的限制，可以缓解北京的人口膨胀和资源紧张的矛盾。
“人口准入制”让人感到冷漠
连国安，湖北孝感人，在北京做装修，表示反对
对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提案，连国安很不满意：这样做太不好了！他说，在北京生活很苦，他们都睡在工地，每餐吃最便宜的蔬菜。工人们为了省钱，都没有去过故宫、长城等地方。一年到头干下来，就是为了能多带点钱回家。最让大家难受的是，北京和北京人对于他们而言，根本不能相互融合，是两个世界的人。现在如果再设立这些制度，无异于让大家再进一步感觉冷漠。
外地人消费带活北京经济
宋师傅，40多岁，北京人，出租车司机，表示反对
从1992年起就开出租车的宋师傅说，外地人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带活了北京的经济。对于“人口准入制度”，宋师傅表示反对。他说，北京人是全国人民的首都，怎么能反对全国人民来首都？
宋师傅认为，政府部门不应该从人口的流动本身上设置制度，应该从市场方面入手，促使各地方经济和谐发展，才能保证“人往四处走”。如果单纯设立障碍限制外来人口进京显得太不公平，也不符合社会进步的潮流。
文化程度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
杨丽，云南人，打工者，表示反对
“我只有小学文化，如果这个提案通过了，我只能到其他城市挣钱，但我想说，一个人的文化程度不能代表他的全部。”在得知提案中对进京务工人员的学历提出了要求后，杨丽举了一个例子：浙江有个修破鞋的农民，只有初中文化，走街串巷修了几年鞋后办了个缝纫机厂，“他现在是中国少有的亿万富豪，这种成就现在有几个拿了高学历的人能够达到的？”
合理的准入制度可缓解资源不足
金光印，40岁，安徽人，在京创办公司，表示理解
曾在合肥、广州等地工作过的金光印认为，相对于其他城市，北京空间大、机会多，北京人也更加宽容。对于张惟英的提案，金光印认为，在北京的人口和资源出现矛盾的时候，这个提案有一定的道理。
他说，流动人口是全国性的问题，对待流动人口的矛盾态度也不光北京才有，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就必须是流动人口的天堂，这对北京也不公平。现在存在的事实是，北京出现因人口膨胀带来的不和谐发展。如在2004年北京出现的电荒中，许多省份限电确保北京用电就是一例。建立合理的准入制度，有可能会缓解资源不足这一问题。
但金光印同时强调，上述观点也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认同“外来人口准入制”，他说，最终解决实质问题的还是应该由市场调节来起作用，如果今后有外地人相互传播“不要去北京”，这个时候，市场就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可以有针对性限制外来人员
翟郡，26岁，北京人，公司职员，表示理解
在北京的外地人贡献还是挺大的，离开他们，北京可能就瘫痪了。
但是，也有一些外地人在北京做坑蒙拐骗的事情，一些外地来的乞讨人员，严重损坏了首都的形象。所以，可以限制一些对北京没有贡献的人。比如外地乞讨人员或者盲流什么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谢炜周奇赖颢宁王姝王海刘英才王卡拉申剑丽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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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人口准入制度”不合时宜
外来人口“准入制”是个馊主意
试看今日之首都，竟是“北京人”之天下？
外来人口“准入制”的声音还要响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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