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小兵
1998年，来到中日友好楼调查访问的日本友人小田美智子(中)，在楼前和部分中国养父母合影。如今，这些养父母里，只有关秀兰(左一)和李淑贤(左三)还健在。关秀兰供图
日本遗孤，是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侵略者撤退和遣返期间，因与家人走散或家人死亡等原因而被遗弃在中国，后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13岁以下日本孤儿，涉及数千人。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空前的。
这些被中国人“怀着博大的胸怀”抚养的遗孤，仅被日方认定的就在2800人左右，其中90％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他们大多来自日本向中国侵略性移民的“开拓团”家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前进，而中国人口众多，就业机会相对紧张，所以那段时期形成了遗孤归国潮。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2004年8月底，回国的战争遗孤总共为2476人，占全部遗孤的90％。如果加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直系亲属，总共约有万人在日本生活。
但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遗孤，归国时都已进入中老年，大多数人不会日语，工作无法保障，只有靠政府补助度日，境遇比归国前想像中糟糕得多。很多人无力顾及昔日怀着博大的胸怀和朴素的情感含辛茹苦养育他们的中国养父母。
绝大多数中国养父母望穿秋水、只能在孤独失落中思念大洋彼岸的养子养女。遗孤和中国养父母之间的这场伟大而凄凉的情感纠葛背后，实则是战争给后人留下的长久隐痛。
在六旬妹妹的照料下，长春市81岁老人李淑贤终于迈过了2005年的门槛，但她还可以走多久，没人有信心。
李淑贤在2年前被发现患有尿毒症，从此基本在病床上度过余生。今年冬天第一场雪后，也许是屋子里的暖气不够，她开始咳嗽得厉害；第二场雪降临时，她便住进了医院。后来雪越下越大，越来越频繁，她一度只能俯卧在床，因为仰卧就可能背过气去。1个多月后，她才终于出院。
老人一生没有生育，只收养了一个女孩，但在抚育45年后，老人膝下的这位唯一亲人去了日本定居。她的身份是日本遗孤。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开拓团成员紧急撤退时，留下了大批儿童。
对于当年的混乱景象，现居长春的75岁老人于泾回忆说，那时的长春火车站几乎全是日本人，很多人都挤不上火车，只好将孩子沿途扔，能讲汉语的就哀求中国的老百姓收养自己的孩子。83岁的项贵臣老人说，等待逃离的日本人躺在地上，“大人也是身上都长鳞，咱瞅着是心难受，外面那蒿子棂上那小坟包，都埋的是小孩。”
还有些人把孩子掐死，扔进井里；一些绝望的军人则把手榴弹绑在身上集体自杀。
青山百惠(徐桂兰)就是在这种情景下被李淑贤收养的。
蒲公英飞走了
从收养到送走，仿佛一场梦——孤独的养父母们
那是1945年秋天的一个晌午，拉洋车的老赵从长春火车站前的垃圾推里，捡到一个日本流浪小女孩往孤儿院送，恰巧工作人员不在。老赵跟李淑贤夫妇俩说，如果没人收留，这孩子就会饿死。
“那孩子约摸3岁，浑身黝黑，穿一身紫色带花的小和服，饿得都哭不出来了，一双眼睛呆呆地瞅着我们。我再也受不了，一把抱过搂在了怀里。”
李淑贤给孩子取名徐桂兰，小名“带小”，渴盼能给自己“带来”亲生的孩子。此前2年，李淑贤一直没有生育，而造成这个悲剧的，正是日本兵。
1943年，李淑贤随丈夫徐凤山闯关东，从山东来到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洲国首府新京(今吉林长春)。一次，她拖着五六个月的身孕，到日侨聚居区卖鸡蛋，遭一日本兵驱赶，还在她肚子上狠狠踩了一脚。李淑贤不但流产，而且落下病根，此后再也没有怀孕过。
多年以后，有人问她“绝不忘记的事情是什么”，她回答：“当年日本兵踢了我一脚，我肚子里的孩子被踢掉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可是你竟然又收养了日本的孩子……”
“当时心情是矛盾的，简直不可理解。可是，当我一看见日本孤儿的那小模样，我不收养(她)就可能死了，于是，以前的仇啊恨哪，都忘到脑瓜后边去了。这也许就是咱中国女人的心地吧。”
“带小”并没有给李淑贤带来奇迹，但李淑贤待她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不仅供她读完了高中，帮她在一家化工厂谋到了职业，还在她23岁时全力操办婚事。李淑贤跟女婿提出，自己就这么一个孩子，拿她又当闺女又当儿子，希望他能过来，和自己一块生活。女婿先是答应了，后来又说单位有房子，还是住那里好。
李淑贤夫妇俩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给女儿打了两个柜，买了两床被、两床褥子，并在女儿出嫁那天，把家里的煤、大米、白面、土豆、炉钩子，甚至点火用的火柴也送去了。
徐桂兰婚后生下2个孩子，由于夫妻俩都要上班，李淑贤又把大孙女接来，一直抚养到她成家。
李淑贤夫妇为抚养这个曾经敌对国的孩子，在历次“运动”中承受煎熬。一天，居委会来人逼问：“你们为什么要收留日本儿童，你们和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吓得夫妻俩躲到亲戚家，直到风头过去才敢回家。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从1981年起，在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大规模兴起。徐桂兰和日本的亲人几经辗转联系上后，于1990年带着丈夫孩子返回了祖国。几年后，李淑贤的老伴念叨着女儿的名字去世。
徐桂兰走后，李淑贤的妹妹和妹夫搬来照顾她。此前，相差13岁的姐妹俩很少来往，在老伴去世后，李淑贤更显得孤冷寂寞。她很少和同居一屋的妹妹、妹夫提起收养日本孩子的往事，而且也不许他们不经自己同意就翻看女儿从日本寄来的相片。
李淑贤去过2次日本探望女儿，从小带大的大外孙女也几乎每年回长春看望外婆，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被大海相隔。半夜里，老人会突然爬起来找她们的相片，这一看，下半宿就再也睡不着了。李淑贤说：“睡着了做梦也梦着我的孩子啊！”
去年夏天，徐桂兰回长春看望了病榻上的养母，但只呆了11天。
吉林省民俗学家曹保明这样描写老人的感受：我像一个老蒲棒，春夏我吸足了雨水和养分，我养育了蒲公英。到了秋天，到了成熟的季节，小蒲公英乘风飞走了，飞向遥远的远方。李淑贤说：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梦。
和李淑贤住在一个楼里的高秀英老人，如果还健在的话，今年应该有89岁了。实际上，她已经离开有4年了。她和李淑贤一样，收养的日本孩子山川文武也回国了。除了死前几个月请了个保姆在身边照料，高秀英一直孤零零过着。
山川文武刚从娘肚子里出来没几天，就被父母用军大衣包裹着，遗弃在长春的街上。他被高秀英抱进家门时，双眼紧闭，脐带还缠在肚子上。高秀英给他取名于华春，小名“小狗儿”，因为“狗儿”好养活。此后，高秀英再也没有生育。
于华春读完高中后，当上了工人，娶上了媳妇。1985年，他带着一家人回日本定居了，唯独把养父母留了下来。第二年，养父去世。高秀英就靠老伴每月65元的养老金单独生活。
长春一所高校的学生和居委会的人有时过来帮她打扫、做饭，高秀英清冷的小屋才显得有些生气。
住她对门的关秀兰老人记得，这位大自己2岁的高姐生活很是节俭，洗了菜的水舍不得倒掉，留着冲厕所用；看电视，一定要把屋子里的灯拉灭，这样可以省电。平日里都是粗茶淡饭。儿子只在偶尔回来时给点钱用，而日本，那个她日夜牵挂的地方，她从来没有去过，虽然她曾对邻居说过，她“很想去日本，死在儿子身边也行”。
但她去世时，这个唯一的儿子并不在身边，直到办丧事时，儿子才从日本赶来。
高秀英生前曾对人说：“我老头由于想儿子想死了，我也整日想他，我会一直想到死。”
高秀英是整栋楼里最孤单也是心事最重的老人。每次老人们在楼前的院子里唠嗑，她都是坐一旁沉默着，很少说话。
原吉林省日本孤儿中国养父母救助中心主任李志宏回忆说，头年高老太还能到院子里走动，看着没毛病，第二年秋天就病倒在床上了，“骨瘦如柴”，冬天就去世了。
很多邻居认为，高秀英的儿子如果尽到了孝道，母亲不会这样仓促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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