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2004年初起，这些老人就再也没看到她们了。这个中心已被整体移交到长春市卫生局，实际上解体了。吉林省红十字会业务处于处长的解释是，“十多年过去，日孤和养父母的数量锐渐，很少很少了，省政府根据职能转变，作出这个决定。”

　　塔喀拉俱乐部还在黑龙江和辽宁分别帮助建立了类似的救助机构，至今尚存，但记者得到的消息是，对日孤和养父母的关爱活动也已经很少了。

　　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络部的张虎处长认为，这种活动不能中断，还必须持续下去。李志宏说，只要还有一个日孤和养父母在世，就不能停止救助使命。

　　于处长表示，今年春节期间将会去中日友好楼看望养父母们，以后还会搞些活动，但只集中在这栋楼里。

　　正在消逝的历史

　　如何抢救“鲜为人知的传奇”

　　“您知道中日友好楼在哪吗？”

　　记者在长春打的不下30次，可是没有一个司机能知道，甚至没一个人听说过。在平阳街修了8年自行车的张大爷，则很肯定地说：平阳街根本就没有这栋楼。

　　中日友好楼正在老去，中国养父母正在消逝，随之而来的，是这段历史正在被后人淡忘。

　　在日本，中国养父母的故事也不被很多人知道，或者说不愿意知道。根据张志坤的说法，日本媒体侧重于宣传日孤在中国怎样受苦、读不上书，怎样受歧视、遭中国政治风波冲击，对中国养父母的艰难收养经历和伟大感情很少提及。

　　而在中国，除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等一些纪念性日子到来的时候，媒体的相关报道也不是很多。

　　东北民俗学家曹保明是国内最早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学者之一。大约在1994年，他在长春市区看到了一块“日本孤儿寻找委员会”的牌匾。此后，他访问了16位中国养父母，记录了他们和日孤之间“鲜为人知的传奇”，并于1999年结集出版，书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养日本遗孤纪实》。

　　这本书只印了2000册，没有上市卖掉一本。李志宏后来半价买下了1000本，逢日本客人来，每人送一本，并嘱托“带回国推荐给朋友看”，此书才逐渐被更多日本人士了解。

　　所以中日民间对这本书的反馈就不一样：曹保明收到的十多封来信里，和他探讨这段历史的，全是日本人。

　　住在中日友好楼里的养父母也感受到了这种微妙的对比。李淑贤的妹夫说，平日里来这探望的，十个有八个是日本人。

　　回归日本的遗孤和华文报纸，对推动这段历史在日本的宣传起到了关键作用。长春市委外宣办副主任刘国君说，日本有很多研究这方面的组织和个人。

　　今年66岁的小田美智子还在和中日友好楼里的老人保持联络。1996年，她利用在中国留学机会，专门到长春进行了1个月的日孤和养父母问题调查。在这里，她“了解到过去许许多多在日本根本了解不到的事情”。

　　相对而言，国内的研究力量就薄弱很多。张志坤说，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研究计划，但苦于没有经费而作罢。直到2001年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进行日本遗孤问题调查与研究的课题招标，张所在的单位中标后才正式介入此领域。历经2年多艰辛调查，此书将于今年出版。

　　这种全面调查研究显然迟来已久。因为，在华遗孤只剩下200人左右，他们的养父母大多也已作古。

　　刘国君也参与了这项“活的历史”的“抢救式工程”。在2003年7月至12月，刘国君和同事辗转吉林、黑龙江、北京和日本，拍摄了《母之爱——中国母亲和日本遗孤的故事》，这是一部口述历史形式的电视纪录片，由中央外宣办、吉林省委外宣办、长春市委外宣办联合摄制。

　　采访中多次流泪的刘国君说：“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母亲太善良、太伟大了！在她们面前，任何人都只能低下头来默默致敬。”

　　但很多养父母的晚年凄凉生活却让他痛心。在一次研讨会上，刘国君提出，他很想实现两个愿望：一是想在长春为母亲、母爱，为中华民族，为人性立座纪念碑，让所有到它面前的人都肃然起敬，净化灵魂；二是能成立一个养老送终基金会，使这些老人能够安度晚年，不留遗憾地离开人间，带走对这个人间的最美好回忆，而不是冷漠和冷酷。

　　这其实也是曹保明、李志宏等人多年来的共同愿望，但这些愿望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老人们却迅速地一天天老去了，一个个离去了。

　　与中国养父母对话

　　姜树云(已逝)

　　问：你想到女儿有一天会走吗？

　　答：能想到，但不去想。

　　问：女儿回去了，你怎么办呢？

　　答：我没办法，只好让她走。但是我相信，女儿一走，我一定活不多久。

　　禹桂荣(已逝)

　　问：你绝不忘记的事情是什么呢？

　　答：为了养这个孩子，我操了多少心哪！他几次病，差点要了我的命啊。再就是我老头的骨骸埋在沈阳北大山，“文化大革命”时，人家来信要起回来，可是我怕影响儿子的前途，没起呀，至今使老头子的尸骨散落在黑土地上，我到死也合不上眼哪！这不都是为了他吗？

　　问：你知道你收养的是敌人的孩子吗？

　　答：当时好像没怎么细想，就觉得这是个小生命，收下吧，养下吧，不然就死了。

　　关秀兰(健在，87岁)

　　问：彼此有信吗？

　　答：有。女儿一来信，老儿子给我念。我总是说，有啥念啥，别瞒着。后来我知道，回日本的孤儿过得很苦的，还受一些不懂事的日本人欺负。

　　问：现在希望什么呢？

　　答：我希望女儿常回来，但又怕她花很多钱，又怕常走动耽误了工作，在日本不好找工作啊。

　　问：你知道抚养的是敌人的孩子吗？

　　答：什么敌人不敌人，当时她是孩子，我们不要就连条小命都没了。另外我是个女的，女人哪都心软。

　　——据曹保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养日本遗孤纪实》，采写时间：1996－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