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一生穷苦的老人，对日本养子女的心态很矛盾，既盼望孩子们能多回来看他们，又担心因此耽误了孩子们工作，“在日本赚钱不容易哪！”

　　记者调查发现，相对来说，有一定文化层次、回国后生活较宽裕的日本遗孤，和中国养父母之间来往要频繁很多。而实际上，回国遗孤大多都来自中国农村以及城市平民家庭，他们在日本的境遇远比归国前想像中糟糕得多。

　　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遗孤，归国时都已进入中老年，大多数人不会日语，工作无法保障，只有靠政府每月四五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的补助度日，在高消费水平的日本，这些钱只能维持最低日常开支。今年59岁的归国遗孤田中丽子说，自己平时只能买最便宜的东西，连回中国给养父母扫墓的路费都没有。

　　关秀兰告诉记者，她的日本养女每次回长春，包括来回机票、买东西、给自己生活费等等，要花到近万元，别的遗孤也差不多。

　　据调查，在不满60岁的归国人员中，仅有32％的人在日本找到了工作，多是技工、建筑、制造等重体力的临时性工作，工资不及常人的2／3。超过65％的归国者只能申请“生活保护”。在日本，只有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以及无法生存下去的人才接受“生活保护”，申请者往往因此感到屈辱。

　　根据日本有关规定，这些遗孤归国后，必须居住在其亲属或者保证人所在的地方。由于这些遗孤多出身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好住在农村或者山区，而且住房条件也比较紧张，50平方米左右房子里住着六七口人的现象在日本遗孤中相当普遍。

　　“日本遗孤返回祖国，大多是为了孩子能有个较好的前程。”长春市外办亚非处处长段华旭说。

　　但现实的贫困生活，却给遗孤后代的教育造成了一定困难。据《环球时报》报道，这些归国人员的子女能够上到高中的比率只有50％。一些归国者的子女甚至因精神压力过大而患上了忧郁症、自闭症等精神疾病。

　　另外，这个行为方式完全中国化了的群体，有时还会被当地人认为是“中国人”而遭受歧视。“我到底是哪国人？”这种迷茫而悲怆的情绪在很多归国者中弥漫。

　　据统计，归国者中对生活的满意率不到1／5，还有1／5的人对返回日本十分后悔，但是他们发现很难回到中国了。

　　这些已经加入日本籍的遗孤，在中国已经被注销了户口，这意味着他们在中国没有社保和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而要重新加入中国籍，只会比当初加入日本籍更为艰难。

　　而且，很多归国者悲哀地发现，哪怕只是去中国探望养父母，也是非常的不顺心。因为他们要离开日本的话，日本国政府就会相应地扣去他们本就菲薄的经济补助，离开时间越长，就扣得越多。

　　在这种政策下，绝大多数归国遗孤回中国的次数越来越少，直至养父母去世。

　　从2001年12月起，有近2000名归国遗孤向日本12家地方法院先后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这个数字占到了归国遗孤的80％。

　　他们认为，战后日本政府在认识到存在遗留孤儿的情况下，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对此置之不管。回国后也没有提供充分的援助，使他们的生存权利受到了侵害。

　　但这些案件至今仍未进入实质审理阶段。

　　“假如没有这场战争，就没有战争后的‘弃民’政策，就没有遗孤和中国养父母之间的这场伟大而凄凉的情感纠葛。中国养父母的孤独和失落，实则是战争给后人留下的长久隐痛。”长春市外宣办副主任刘国君感慨道。

　　29户和2800户

　　中日友好楼之憾与解体的救助中心

　　在长春市南关区平阳街48号，一栋已显陈旧的三层楼房里，曾经住着29户中国养父母家庭。而今，只剩下7户了。

　　这栋楼叫中日友好楼，是一个名叫笠贯尚章的日本企业家于1990年9月建成的。

　　上世纪80年代末，笠贯尚章听说中国养父母的故事后深受感动，打听到那时中国百姓住房相当紧张，就自己投资8000万日元建起了这栋楼。当地政府则负责土地、拆迁、煤气等配套工作。

　　长春市29户住房困难的中国养父母，带着他们的家属搬了进来。尽管只有两室一厅，但在当时算是非常稀罕的了。此前，他们都居住在逼仄的平房里，冬天要靠烧炉子取暖。

　　在黑龙江方正县和辽宁沈阳，分别有日本归国遗孤捐资建造的中国养父母公墓和“感谢中国养父母碑”。日本国内，许多遗孤则自发成立了诸如“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扶桑同心会”、“中国养父母谢恩会”等民间团体。

　　从1993年起，一种叫作“感谢中国养父母慰问公演”的演出活动每年在东北三省轮流上演，当地所有能联系上的中国养父母都被邀请来观看。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东京中国歌舞团团长刘锦程，其母是日本归国遗孤。他说，大恩大德不可不报，而且他们(中国养父母)都已高龄了。

　　“如果在日本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中国的孩子们会得到如此的关爱吗？大概不能，我想肯定不能，”福井启子说，“正因为中国人有着博大的胸怀，能抚养敌对国的孩子们，所以我非常感谢。”

　　福井启子原是大阪的小学教师，在吉林大学学习汉语时，每两周都会去中日友好楼一次。她想“把养父母们的心声带到日本，告诉日本的孩子们”。

　　这些来自日本民间的关爱，多少给了饱受思念之苦和失落之痛的中国养父母以慰籍。

　　“但从2003年起，几乎就没有日本人来了，不知是不是因为中日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住在楼里的关秀兰说。

　　2004年夏，日本NHK电视台的记者前来采访。节目在日本播出后，有个日本人特地委托中国海南的朋友，于今年元旦前出差长春时，给楼里的每位养父母送上1000元人民币，以此表达对老人们的敬意。

　　这家电视台在节目里报道了中国养父母晚年生活的窘迫，其中特别提到，他们交不起暖气费。

　　谈起暖气费，老人们就有些伤感。原来，他们在搬进楼里的前6年都没有交暖气费，但从1998年起，每年就得向市供热公司交纳1550多元的暖气费。

　　据辽宁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坤介绍，日本政府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其认定的中国养父母家庭每户支付了一笔钱，按每月60元计，一次性支付了15年的费用。这笔钱尽管对当时中国人来说数额不菲，但后来物价上涨，老人多还健在，日本政府却没有再施行必要的经济帮助。

　　中国的红十字组织也对这些老人提供了很多帮助，如节日慰问，组织聚会和保健活动，但这并不能根本上改变老人们的贫困无助状况。实际上，冒着风险毅然收养日本遗孤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底层百姓，很多人没有工作。

　　83岁的项贵臣老人早就搬出了中日友好楼。他把这里的房子转租出去后，又在郊区农村租了个小房间，他用这个房租差价维持自己的晚年生活。

　　从2002年到2004年，中日友好楼里的几户养父母得到了一些实质性帮助。日本的一家单位和个人支付了这3年的暖气费。

　　“其实他们算是幸福的了，楼外的养父母就很少能得到这种帮助。”原吉林省日本孤儿中国养父母救助中心主任李志宏说。

　　一个事实是，仅日本承认的遗孤就有约2800人，他们的背后是2800户家庭，但能免费住进中日友好楼的只有29户。这栋楼是中国境内唯一免费给养父母居住的地方。

　　根据长春市外办亚非处处长段华旭的说法，这29户家庭搬来前和市政府公证过，养父母只有使用权，他们的后代没有继承权，养父母过世后后代必须迁出，让外面尚健在的养父母搬进居住。

　　但现实不是这样。虽然已有22户养父母去世，但他们的后代仍住在里面，或者把房子出租给外人。段华旭无奈地说，总不好把他们强行赶出来吧。

　　77岁的中国养母房桂荣住在长春市八里铺一所狭窄的平房里。她把正房让给了儿子一家，自己住最小最黑的一间。由于房子太小，他们只好在房前“违章搭建”厨房和杂物间。

　　房桂荣说，她晚年的最大愿望，就是住进中日友好楼。

　　而更多的住在长白山等偏远山区和农村的养父母们，“他们的贫穷让我们震撼，”李志宏说。

　　由于家庭变迁、生老病死，绝大多数养父母都失去联系，李志宏他们“真正能服务到”的只有30多户，而且一年比一年减少。

　　李所在的这个救助中心，是1990年日本民间妇女组织塔喀拉俱乐部捐资帮助成立的，为吉林省红十字会下属单位，主要是回报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帮助日孤寻找日本亲人。政府除了承担救助中心人员的工资外，没有拨款，运行经费主要从日本民间募集。

　　但李志宏说，她1998年上任以来，只得到一次日本民间的资助。日本长春会给了她10多万元，是她的“大恩人”。

　　中国红十字总会曾于1999年给这个中心下拨10万元养父母的体检费，暂解燃眉之急。

　　这个有十多年历史、公益性的组织却无甚名气，连身为长春市外办亚非处处长的段华旭也“不知道长春有这个机构”。

　　但它带给养父母的喜悦却无法让人忽略。中日友好楼里的关秀兰老人说：“每个星期三，她们就给我检查身体，陪我聊天，我就知道外面还有人在关心我。”对住在偏远农村的养父母们，救助中心每年也会上一次门，临走时，他们总是拉着中心工作人员的手，半天舍不得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