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母亲带在身边”

　　一个极少数的例子

　　90岁的于世芬住在长春城西一座崭新的住宅小区里，她的背驮得很厉害，耳朵也早就聋了。她不能下楼，每天就在居室木地板上慢慢挪动着小脚。如果没有日本养女盐原初美(杜冬梅)和中国女婿林荣的陪伴，老人的余生将格外凄凉。

　　1991年7月，50岁的杜冬梅带着丈夫和两个孩子回归日本。第二年10月，她就把养父母接到了东京，和自己生活在一起。2004年3月，夫妻俩又在长春购置一套80多平米的新房，终日陪伴养母(养父已逝)，好让她叶落归根。

　　杜冬梅说：“我走到哪，都要把我妈带在身边。”她喊养母，一直不带“养”字。

　　和绝大多数中国养父母望穿秋水、只能在孤独失落中思念大洋彼岸的养子养女不同，于世芬和养女离别的日子只有1年零3个月。但这段时间对她们来说，犹如漫长世纪。

　　杜冬梅是瞒着养父母返回日本的，因为怕面对生离死别的痛苦。半个月后，于世芬和老伴就知道了消息。2个月后，杜冬梅收到了养父的亲笔信，大意是“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们走了我实在想念你们，我们也不缺吃不缺穿，就缺少你们四个人，我们太受不了了”。

　　这是养父第一次给人写信，没怎么上过学的他硬是用繁体字写了5行，其中一半是错别字。捧着这封信，杜冬梅全家都哭了。

　　那个时候，他们和其他19户归国遗孤家庭正集中在东京一所学校学习，全靠日本政府救济度日。为了把养父母早日接来，杜冬梅夫妇立即中断学习开始找工作，清扫工、垃圾分类……每天都要忙活10多个小时，林荣在一次骑自行车过程中摔伤，从此瘸了一条腿。

　　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找日本有关官员，可是根据日本法律，与归国遗孤无血缘关系的人不能直接办理永住手续。他们又急又慌，找政府希望能体谅他们的特殊困难，有时因此还与官员发生言语冲突。

　　长春这边，受杜冬梅委托的老同事、老同学前来看望于世芬夫妇时，老人每次都要拉着他们的手痛哭一场，“我父亲是从不掉泪的汉子啊，”杜冬梅说。

　　杜冬梅的努力，终于打动了办事官员。他们答应持续性给她的养父母办理赴日探亲手续。

　　把养父母接来后，杜冬梅立志“父母在中国没吃到的东西都要让他们吃到，不管这个东西怎么贵”。她每个星期都要给养父母做两次清水煮大虾，养母爱吃桃子，她就从桃子上市起，一直买到桃子罢市。

　　1994年养父的突然去世，给杜冬梅带来无尽的遗憾，因为她没能让养父按照中国传统那样叶落归根。眼看着养母也一天天衰老，杜冬梅夫妇俩在退休后，告别孩子，陪养母一起回到长春，买了一套大房子。他们将等到养母百年之后，再返回日本。

　　杜冬梅含泪说：“要是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庭，没有这么好的两个儿子。就是在亲生父母身边也不会有。”

　　杜冬梅被于世芬抱进家门的时候，非常瘦小，脖子下流着脓水。旁人都劝：还不如养个小猪，养头猪到过年还能杀了，养这个病孩子，可能到时候就前功尽弃了。

　　于世芬只是说：这孩子太可怜了。第二天，她就抱孩子去医院，做了多次手术才把脖子上的伤口封好。

　　杜冬梅“永不能忘记”的事情是，一天她嚷着要吃油条，养母没办法，走遍了半个长春，最后用半个戒指换了根麻花。为了把家里仅有的细粮给她吃，一家人包括祖母都吃用酒糟和豆饼掺一起的窝窝头，最后吃得拉血不止。

　　于世芬供养女读到了大学，做了主治医生，成了家。老人一生再无生育。

　　可是在日本的亲生父亲那里，杜冬梅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温暖。她是在写下“今后不得继承父亲财产”的保证书后才准许回国的。她只在首次回国探亲时，在父亲家住了20天，此后基本不再来往。

　　所以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之前，杜冬梅都要告诉对方：你一定要采访我和中国养父母之间的感情。

　　杜冬梅既骄傲中国养父母对自己无私的爱，也骄傲自己对养父母的一片孝心。

　　中国养母关秀兰和家人都认为，他们知道的回国遗孤里，没有谁能做到像杜冬梅那样对待养父母。

　　在王春英的印象里，也“极少有杜冬梅这样把养父母接到日本长期居住的日本遗孤，更别说回中国长期照料养父母的了”。王是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负责日本遗孤事务的官员。

　　“我到底是哪国人？”

　　日本遗孤，冷落背后的归国窘状

　　“对于我来说，给我生命的母亲的面孔早已模糊，而养育我的母亲的影像却是那么清晰，即使我在日本，而她在中国。田山昭子只是我梦中的一个记忆，孙艳平才是我生命中的全部。”

　　这是日本遗孤田山昭子(孙艳平)的内心独白。在长春生活41年后，她回到日本，曾把养母曾秀兰接去长住过2年。2003年，大女儿张凌在日本读完博士后返回长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年迈的姥姥。

　　实际上，这种浓重的中国情结，在日本遗孤群体中非常普遍。他们在日本习惯讲中国话，做中国菜，看央视4套的节目，对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几乎都是心存感激。但岁月的流逝，人情的芜杂，使他们对中国养父母的孝心表达冷热不均，而更多的是双方渐行渐远。

　　长春的禹桂荣大娘，曾跟回来探亲的养子试探性提出：“娘跟你去！”养子却不哼声。只有一个女儿的禹桂荣认为，在中国是男孩子养老送终，她没人养，就应该跟儿子去日本一块生活，儿子一走，就等于挖了她的心，抠了她的肉。可是直到去世，她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77岁的房桂荣大娘则“黑下就哭”，“两年了，(养子)怎么都不来个电话呢？”2004年，她在思念中去世。

　　一些还在世的养父母表示，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接到日本那方面的电话了，“就是在电话里听听他们的声音也是高兴的啊，我们并不要他(她)给我钱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