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杨茜发自北京

　　“调整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有效的、世界通行的形式。”4月4日，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杨宜勇在谈及“民工荒”问题时表示，在当前“强资本、弱劳工”的市场格局下，政府应站在弱者一方进行干预，尤其在市场出现失灵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工荒”。

　　2004年，“缺工”似乎成了制造业城市的“通病”。“珠三角缺工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杨宜勇告诉记者，加上长三角的缺口，全国民工缺口应在500万左右。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年后通报的企业用工需求抽样调查显示，年后当地企业缺口在10万人。据悉，在深圳，月工资在700元以下的企业招工很困难，1000元左右可以保持正常用工，1200元以上就比较容易招收到充足的工人。

　　“近十年来，我国人均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均保持在8%左右”，杨宜勇认为，农民工工资多年不涨，是极不合理、不正常的。他分析说，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具有简单的可替代性，农民工希望涨工资的正常、合理要求往往难以实现。

　　杨宜勇表示，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更多地站在弱者一方，以求得市场公正。“政府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在市场出现失灵时候政府要进行必要的干预。”

　　“对于农民工而言，涨工资是最直接的（干预）。”杨宜勇说

　　据了解，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深圳市2005年度最低工资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到：最低工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员工可以通过比较各地的最低工资来了解各地工资水平的差异，并据此选择工作地点。

　　除了调节最低工资标准外，杨宜勇还认为促进信息公开也是政府职能之一。因为，强弱不对称的地位使得劳资双方也很难在信息上做到对称。杨宜勇向记者介绍，以前很多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的政府部门常出面联系，搞所谓的“对接”，从而把当地富裕的劳动力输出到沿海发达地区做工。

　　“我最反感‘对接’的说法，这无异于‘捉猪崽’”，杨宜勇解释说，（因为）政府之间有钱上的往来，输入地的政府一般都收取了雇主的钱，然后由其出面和输出地政府进行对接，两地政府又从中截留一部分钱。此外，为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可能把好的夸大了，把不好的缩小了，让农民工很难获得确切的信息。

　　“这种干预（政府对接）就过多了”，杨宜勇表示，在调整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政府应保持中立，要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正。政府建立公开的信息系统，通过干预不合理的劳动力价格、调节劳动力的供求、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平衡，这才是有效干预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