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是上个世纪国际关系的底色，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和外交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冷战史研究向来为人们所关注。本文分析了大量新解密的档案，详细地揭开了这段历史秘密

　　新近出版的《国际冷战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入了美国学者梅尔文·莱夫勒根据大量新解密的档案资料，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冷战是如何开始的这个问题的论文。其一家之说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冷战史提供了参考。

　　一是国际体系和与之相关的大国间均势问题的发展变化

　　德国问题在战后国际体系的形成、变化过程中，以及在冷战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占领了大片领土，其中包括苏联欧洲部分的大部分领土，德国法西斯的统治对于欧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俄国档案中，我们发现了大量描述记载，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处在德国占领之下的俄国社会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有2700万人死亡，1800万人受伤。苏联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遭受了巨大伤害，同时也就产生了严重的防范与报复心理。在荷兰和法国，人们的想法和苏联人的想法大同小异。从新解密的俄国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大量关于斯大林担忧德国复兴，再次对苏联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证据。俄国档案中，保存着斯大林与外国记者、外国来访领导人的连篇累牍的谈话。这些谈话的中心，就是斯大林担忧德国在战后很快便会复兴，重新构成对苏联的威胁。例如，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曾表示：

　　1871年，德国进攻了法国。40年后，在1914年，德国人又卷土重来，再次发起进攻。上次大战结束以后，德国再一次重新聚集起力量，到1939年又发动了战争。德国人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复兴能力。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话，在十五年里，我们又将面临与德国的战争。

　　这只是斯大林诸多类似谈话中的一段。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斯大林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提到这个问题。美国也同样面临着德国力量再起的问题。战后初期，乔治·凯南是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圈子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对于德国问题有这样一段典型的论述：

　　在我的心目中，(对于美国的)惟一的和真正的威胁是，德国人的技术上的能力将会与俄国人的资源上的潜力结合起来。

　　 由此可见，在德国问题上，无论美国或苏联都对两种可能性心存担忧：一个是独立的德国力量的再次崛起，另一个是德国力量有可能被融合到自己对手的一方去。所以，美国和苏联都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来整合德国力量、处理德国问题。苏联把美国、英国、法国的影响从苏联在德国的占领区排除了出去；英国、法国和美国也把苏联的影响从自己在德国的占领区中排挤了出去。每一方都试图控制德国复兴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方都对于德国力量的重新崛起有着强烈的恐惧。我们还要注意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它既要扶持德国的力量，用以抗衡苏联；又要安抚西欧盟国对德国复兴所可能产生的不安全感。美国在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同时便曾向法国保证，德国的复兴不会在欧洲形成新的战争策源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于日本的复兴也有着相似的恐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立即独占日本，并阻止其他战胜国染指这一地区。华盛顿始终存在着一个忧虑，如果美国不能很好地控制日本，其力量就有可能融入到苏联集团中去。从新近解密的俄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斯大林对于日本的复兴颇为忧虑。例如，在关于1945年8月斯大林同宋子文谈判的档案记录中，便可以看到，斯大林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日本复兴及其对东亚及苏联安全可能造成冲击的问题。

　　二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两年间，大国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似乎并不突出。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受到战时同盟关系的巨大影响。但在随后的几年中，意识形态的分歧迅速增大。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当时生活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欧国家)的人民，有着一种社会正处于全面崩溃的危机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想弄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他们想要创造出一种更适合于自己的生活道路，以摆脱自己所处的困境。当时，在人们面前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资本主义，一是共产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劳伊曾到欧洲去调查当地的情况。他在回国后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整个中欧存在着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全面崩溃与解体的情形，这种危机所达到的程度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同样的报告在当时可谓汗牛充栋，所反映的则都是在欧洲和亚洲所出现的可怕的社会崩溃的前兆。

　　美国决策者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选择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自我拯救的道路。在国会的一份证言中，当时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提出：“人们遭受的苦难是如此沉重，他们是如此深信，只有由政府采取某些行动才能减轻他们的苦难。”艾奇逊的证言中隐含着一种担心，那就是，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将寄希望于政府来缓解自己的苦难。当时的美国政府和美国决策者有一种感觉，他们所担心的是，一旦某些国家的对内政策依照这种“准共产主义”的认识确定了方向，对外政策中“亲共产主义”的基调也就形成了。他们更担心，一旦国家决心解决社会问题，由国家来主导经济发展，便将导致这些国家被吸引到苏联的轨道上去。如果国家开始大规模干预经济，并采用的是苏联式的指令型计划经济模式，接下去美国就会发现权力分配的天平向着有利于苏联的一边倾斜了。

　　斯大林相信时间和历史是站在他一边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存在缺陷的，将不可避免地会不断走向衰弱。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则将不断走向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这在斯大林看来就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觉得，通向社会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的道路与途径，根本用不着在西欧国家发动革命。因为他相信，这些道路的终点都将是社会主义。只有在东欧，斯大林才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对苏联而言，东欧是与苏联的安全利益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区。当美国开始推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时，斯大林认为这是一种威胁，但他仍然相信时间是在苏联这一边的。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两国都加强了他们所控制区域内的意识形态的竞争。苏联在东欧采取行动，而美国则对被占领的日本采取行动。双方的行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恐惧和不信任。更重要的是，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变化加深了国际范围内的冷战。在经过了十五年的经济萧条、战争之后，这种意识形态竞争显得格外突出。

　　三是原子能革命和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大国对于“权力”的界定

　　我们在当时美国重要决策者，包括杜鲁门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史汀生陆军部长等人的日记、备忘录中可以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他们对核武器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美国对于核武器的垄断将会迫使苏联在很多问题(比如在德国问题)上向华盛顿做出让步。从俄国档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其实对于核武器的威力存在着巨大的恐惧。在公开场合，斯大林摆出了一副对核武器满不在乎、不屑一顾的样子。但是，从斯大林的顾问和助手的日记、备忘录中我们却发现，斯大林害怕同美国交战，根本不愿意这么做。在1948年的柏林危机中，斯大林不准苏军打落任何一架美国飞机，就是因为他担心这有可能导致与美国的直接开战。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极力主张并鼓励中国人与美国人打仗，但他却拒绝让苏军以任何方式直接卷入朝鲜战场上的武装冲突。

　　贯穿整个冷战过程，人们对于核武器的看法决定了他们对于遏制政策，以及在国际关系中采取强制行动的可能性的看法。斯大林对于核武器的威力有非常清晰的了解，因而把大量资源投入到迅速发展核武器中去。从整体而言，核武器是导致冷战产生，并进而影响并决定其进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革命民族主义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

　　革命民族主义与非殖民化进程对于冷战发生、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方面，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美国决策者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源及其性质并非全无了解，同时，美国人也深知，蒋介石政府软弱、腐败、没有效率。美国人甚至还知道，中国共产党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发掘到了极致。但美国人所不清楚的是，中国革命与苏联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最令美国决策者担心的是，不管这种关系如何，莫斯科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可能会在最大的程度上利用这一革命的成功，使之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美国决策者相信，共产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有可能把中国引到苏联一方的轨道上去，而这将对国际体系的均势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曾试图对中国内战进行调停，但同时也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供关键性的援助。斯大林则和国共两方都打交道，以便保证苏联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损害。但在中国内战的关键性时刻，斯大林支持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当美国人对蒋介石提供援助时，毛泽东便已对华盛顿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决心不管美国的态度如何，也要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战争打到底。对于斯大林没有向中国革命提供足够的援助，毛泽东也曾感到失望。但在对美苏两国的基本态度上，毛泽东始终是偏向苏联的。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毛泽东牢牢地抓住了苏联，并按照斯大林的预想，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东方兴起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中，充当了“革命中心”的角色。

　　中国革命于1949年取得成功，是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这尤其是因为它正好发生在全球范围内非殖民化进程也在起步与发展的过程中。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这些地区，革命的情势层出不穷，欧洲殖民帝国则已显露出了走向崩溃的迹象。非西方世界的革命民族主义者，抓住了这个机会，纷纷崛起，对西方殖民帝国提出挑战。华盛顿所真正担心的是，革命民族主义的发展最终将大大加强莫斯科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从而形成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巨大挑战。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革命民族主义在华盛顿引起了巨大的恐惧，而在莫斯科和北京所产生的，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感。所有这一切，对于冷战的兴起及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是作为国际行为“机制”的领导人的个人作用

　　新解密的档案揭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与杜鲁门其实都不希望看到冷战的发生；但是，随着国际形势发展而不断产生的威胁和机会，却将他们不断地推向了冷战的对抗。

　　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之时，杜鲁门曾认为，美苏两国是可以相互共事的。1945年7月，当杜鲁门第一次在波茨坦会议上见到斯大林时，他在一封信中对妻子说，斯大林非常聪明，同时也非常强硬，但还是可以和他打交道的。有意思的是，新解密的俄国档案告诉我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也认为，苏联同美国虽然在意识形态上确实存在着分歧，但两国是可以相处共事的。斯大林深信，从苏联本身的利益出发，应当同美国合作。他还认为，如果美苏两国能合作共事，它们结合起来的力量便足以有效地控制德国、日本的再次崛起。他甚至还相信，如果美苏两国的战时合作能够在战后延续下去，苏联就可以从美国借到大笔资金，并同时从德国西部获得巨额赔偿，用之于苏联的战后重建。毫无疑问，在战后初期的那段时间里，斯大林与杜鲁门都希望避免冲突。

　　然而，尽管斯大林与杜鲁门都有这样一种愿望，但在国际政治的实际运作中，他们却被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不断推向相互冲突。斯大林和杜鲁门都是经过曲折的政治道路———尽管他们的经历极不相同———而登上权力顶峰的，并因而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威胁”极为敏感。在战后美苏关系的实际发展中，对于来自对方威胁的看法使得美苏两国领导人极易产生恐惧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斯大林所担心的是德国与日本的重新崛起，以及在崛起的过程中，德国和日本会被整合到美国阵营当中去。杜鲁门所忧虑的，则是苏联会承袭俄国传统的帝国主义行为，在土耳其、伊朗等地区进行扩张，并进而造成对美国的威胁。与此同时，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势力会夺取希腊、意大利、法国等地。从一个更深的层面来看，杜鲁门还相信，就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基本特质而言，苏联和纳粹德国其实并无二致，并因而会对美国造成威胁。

　　杜鲁门所考虑的，是如何充分利用美国的核优势地位与经济力量———这正是美国的力量所在与机会源泉———在与苏联的国际政治对抗中占得上风。斯大林所希望的，则是最大程度地利用二次大战中以及战后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所取得的巨大声誉，改进苏联的安全地位与国际影响力。斯大林认为，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在打败德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这又令他进一步相信，苏联的计划经济比之于资本主义有着巨大的优越性。而归根结底，这将是苏联的机会之所在。

　　以上五方面的因素对于理解冷战的起源和结束都非常重要。通过对这五个基本方面的深入探讨，把思想、意识形态、文化和传统的地缘政治、权力、经济等因素整合起来，从而将我们对于整个冷战历史的理解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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