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州市开展了“乞丐能否乘公交”的讨论，市民中多数人持反对意见，其中一种反对理由尤其令人震惊：乞丐有损广州形象———

　　对这种说法，我们姑且称之为“形象论”。面对这种理论，我们不得不问：乞丐是人吗？按照法制社会标准来看，他们不但是人，而且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所以，他们不但有上天赋予他们的生存权，而且国家还应为实现他们的生存权创造必要条件。还要问：他们的行为合法吗？是人就要吃饭，要吃饭，他们的方式就是乞讨，只要他们是讨而不是抢，他们的行为就是合法的。既然他们有生存权，而且生存方式是合法的，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比他们的生存权更高，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其生存方式呢？

　　但在“形象论”者眼中，城市形象在社会上是第一位的，它可以高于人的生存权，同时也可以粗暴地干预他们认为“有损城市形象”的任何合法的生存手段。所以，不仅不让他们乘公交，还应把他们赶出城市，尽管他们生存艰难，把生存的希望由贫穷的乡村投向富足的城市。“形象论”者就是这样无视人的生存及其合法性，面对社会困难人群，在人性上表现得如此冷硬和麻木。

　　当然，如此严厉地批评某些普通市民的观念，显然是不近情理的，因为他们仅是“形象论”的被影响者，而不是创造者。那么，创造者是谁呢？是形式主义！笔者在广州时间不长，对广州此类情况不了解，但从形式主义的历史和所造成的大气候来看，形象论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民族情绪和价值理念了。近些年，许多地方为了应付上头检查，大搞花架子，认认真真作假，是为了乡形象、县形象、市形象。于是，形象第一，形象高于一切，就成为一种政治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自上而下地普及开来。

　　某些市民有这种观念并不奇怪，但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当前我们这个社会对困难人群缺乏同情，对他们在极可怜的生活处境中难以克服的东西（如乞丐身上的怪气味）缺乏宽容，不考虑他们应有的生存权及其生存行为的合法性，根源在哪里？同时还应该想到，缺乏同情和宽容，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硬伤，这块硬伤在这个问题上对准的是乞丐，表现在其他问题上则可以对准我们每一个人，对准有朝一日可能滑入弱势的任何人。难道我们不该审视形成这块精神硬伤的上述做法吗？

　　城市是需要一定形象的，但这种形象应有一个内在的东西，这就是可贵的人文精神，这就是博厚的同情和关怀。在社会一时还不可能消除贫困的时候，应该为困难人群创造生存条件，包括就业条件，以便从根本上消除行乞现象，从而以闪光的精神文明让世人注目，而不是以冷硬和缺乏人情味的、不人道的形象让人们背离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