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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桌令”寻求合法化轨迹
事实上,“移风易俗理事会”的成立,正是宿迁回应“行政干预私人空间”质疑的理由。
“媒体批评宿迁把行政的手伸向了属于老百姓的餐桌,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宿迁市纪委或监察局从没有到饭店”查“过普通百姓的婚丧宴请,我们从来没直接管过百姓餐桌”。5月23日下午,王卫国对记者说,他的手一下下敲着办公室桌子。
一位参与制定《规定》草案的人员透露,开座谈会之前,就定好了采用村民理事会方式来管理群众,原因是仇和在任沭阳县委书记时,在沭阳就采取了村民理事会的方式。“这是仇和定好的调子。”
南京大学行政法学者肖泽晟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宿迁出台《规定》之初,就认识到了行政手段不宜干预百姓人情风,一直在试图寻找一条“合法化”的道路。
“我们纪委和监察局确实没权力规范普通群众的婚丧宴请,但我们有权力要求我们的下级组织成立移风易俗理事会。理事会是‘民间自治’组织,可以规范群众的行为。”王卫国说。
肖泽晟不认可理事会“民间自治组织”的性质。他认为,由政府直接支配下成立的移风易俗理事会,其领导已被确定,成员也基本安排好了,章程也由政府代替写好了。它并不能体现“民间自治”,事实上只是行政力量伸出的另一只手。
宿迁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处姚启国说,他正在思考下一步是否让村民全部成为移风易俗理事会成员,这样,理事会管理起来就“名正言顺”了。
肖泽晟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这种办法如果成为现实,理事会与群众将变成“民间社团”与会员的关系,假使居民不满理事会的处罚,依照现有法律,很难找到救济途径。
23日,宿迁市委工作人员婉拒了记者直接采访仇和的要求。处于事件漩涡的仇和至今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当日晚,其身边一位工作人员说:仇和本人没想到这个举措会有这么大争议。
但宿迁丝毫没有撤消《规定》的迹象。
5月12日,在宿迁市纪委一份名为《全市贯彻落实<规定>取得初步成效》的汇报文件封面,仇和作出了关于《规定》的第四次批示:“请市纪委、监察局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一些典型案例,以警示社会,教育干群,震慑违者。”
宿迁市纪委廉政办副主任王卫国说:对媒体和专家的质疑,宿迁的态度是不回避,不争辩,埋头苦干抓成效。
据当地纪委证实,安徽蒙城为学习宿迁遏制大操大办风气的做法,近日专程到宿迁“取经”。
本报记者 宫靖 江苏宿迁报道/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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