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常”四步曲向春／制图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中、美、法三国驻联合国代表讨论安理会改革决议草案

　　□本报实习生　郭力

　　6月1日下午，纽约联合国总部。

　　会议厅的大门开了，王光亚并没有第一个走出会场，他和意大利、阿根廷、韩国等国的驻联合国代表们走在一起，面色严峻。

　　王光亚走到早已等候在旁的记者面前，做了一个简短的表态，语调平和：“四国联盟提出的要求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决议草案危害联合国改革进程，如果四国下周将这一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中国将投票反对。”

　　人群中的嗡嗡声一下子响了起来，“Veto（否决）？”似乎有记者提到了这个词。

　　不等记者提问，王光亚默默转身，离去。

　　王光亚刚出席的是“团结谋共识运动”组织的闭门会议。（“团结谋共识运动”是联合国内一个非正式的国家联合体，由意大利、阿根廷、韩国、巴基斯坦等国牵头，他们坚决反对增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当下主要的就是要阻击德国、巴西、日本、印度四国“入常”。）日本、德国、巴西和印度“四国联盟”正在极力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简称“入常”），而“团结谋共识运动”则在极力阻止。两股逆冲的水流，在联合国里搅起了一个大漩涡。

　　在“四国联盟”准备在联合国大会强行表决决议草案的当口，中国就这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反对”这个词在中国代表口中空前明确。

　　对于中国此次明确说“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的解释是：“四国集团”在各方对改革方案尚未达成广泛一致的情况下，匆忙提出并强行推动表决其框架性决议草案，不利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团结，违背了联合国改革的初衷，有损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四国集团’提案的要害就是这三国把自己死死捆在日本的身上。”中国的网民则如是说。外界也普遍认为，中国此次明确反对，日本的因素是关键。

　　中国必须在此时明确态度，因为日本已然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而中国也已明确表态，支持印度、德国、巴西三国“在国际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面对百年的恩仇，中国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还在不断挑衅历史的日本进入“世界的决策层”。

　　在中国网民们眼里，这次表态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们用“中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样的评论来表达内心的振奋。也有人说，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后，现在终于进入了“硬起来”的新时代。

　　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联合国、在中国代表团内部，中国的这次表态反而没有激起什么波澜。用一位中国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话说，“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几十年来，中国在日本‘入常’的问题上的态度一贯如此，而且在之前的几次不公开的非正式讨论中，中国代表团也早就说过类似的话了，无非这次就是公开讲了讲……”

　　日本：48年的经营

　　“对不起，请再过15分钟后给我来电话。”北京时间6月8日凌晨1时多，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冈村在电话里对本报记者说。尽管冈村先生语气和蔼，但此前，他和他的助手已经9次说“再过15分钟”，这实际上是在对采访委婉地说“不”。是忙碌无暇？是无心受访？还是另有原因？记者不得而知。

　　透过话筒，记者能感觉到冈村先生以及其助手的周围，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也有人在急促地讨论问题。如何回答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毕竟他们在加入常任理事国的路程上，已经奔跑了48年。

　　长期关注日本与联合国关系的肖刚教授告诉记者，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目标并非心血来潮。甚至可以说，从1956年加入联合国的第一天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理想就开始在日本心中不断升腾。

　　前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总秘书林国迥先生则提供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我在联合国工作的几十年中，来自日本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长期坚持开定期碰头会，互相交流信息，讨论工作进展，而这当中，争取‘入常’正是他们每次开会的核心议题。”

　　日本加入联合国短短一年之后，就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尽管1957年的日本刚从战争的废墟中喘过气来，但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就已经忍不住在回忆录当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才一年就获得了这样的荣誉，如实地表明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但是日本的）权限还远远不及五大国。”

　　终于，在1970年的联大上，日本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提出“考虑常任理事国资格”。初具规模的经济发展固然触动了日本尘封多年的大国梦想，但是，在肖刚教授看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才是对日本最大的刺激。

　　“当中国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已是大势所趋的时候，日本就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个它瞧不起了100多年的邻居，随时就要到它的前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因素’就成了日本‘争常’道路上挥之不去的压力，还有动力。”

　　政治上天然的缺陷限制了日本在国际和平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但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给了日本另一条权力管道———以财力做后盾。日本认捐了将近20％的联合国会费；靠经援为交换，日本得到了相当数量国家对其“国际责任”的赞誉。大量日本籍官员不惜血本竞得了联合国的诸多重要职位；而更重要的是，1992年6月，日本国会最终通过了“对国际和平维持活动合作法案”，在这一法案下，1992年，日本正式向柬埔寨派遣了600名士兵和75名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当时主管柬埔寨事务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正是日本籍官员明石康，而参与国际维和任务也正是联合国赋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重要责任之一。

　　对大国地位的争取，日本不放过每一个细节。“1995年《核不扩散条约》终于讨论定案，开放各国签署的时候，联大第一委员会认为应当由五个有核国家先签，这样其他国家才能放心。”林国迥先生介绍说，“但是日本代表会同美国代表突然提出，应当按照各国批准的顺序签署。我当时负责这个条约事宜。后来一查才知道，原来美国和日本是最先批准条约的国家，这样日本就能跟在美国后面第二个签名，而中国只能排在第三位了。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五大国先签了字。”

　　日本这一切的努力，目标都明确地指向常任理事国的位子。这样，到了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1995年，日本的感觉中，当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然是水到渠成。

　　事实上，安南并不是第一个表示支持日本“入常”的联合国秘书长，1993年的加利秘书长就说过同样的话。而直到1994年底，在反对日本“入常”声音最响亮的亚洲，都有不下十个国家公开支持日本。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士似乎的确有理由“低调”一下了，他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讲中甚至懒得再提一提日本“入常”的事。然而最后的结果完全出乎了所有志得意满的日本人的意料：在联大上点名支持日本“入常”的才区区十来个国家，在亚洲更是只有蒙古。

　　事后就连日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它目前还没有“作为亚洲代表发挥作用的领导能力和威信”。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日本再一次催促拉开了安理会改革的大幕。芸芸各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圆形会场上，你唱罢，我登场，戏文渐入高潮，而日本又一个十年的酝酿，能换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中国：冲出“竹幕”

　　“竹幕”是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用来描述中国联合国外交的一个说法。这样的形容早先多来源于对中国的不了解，毕竟中国重返联合国，真正进入国际多边舞台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中国对于联合国这个多边外交的深浅尚没有清楚地认识，行事难免小心谨慎。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记录清晰地记录了中国的谨慎，从1971年到1976年安理会的158次表决中，中国有46次选择了不参加表决，当然还有许多次的弃权。

　　虽然，这样的谨慎得到了当时联合国许多高级外交官以及类似萨缪尔·金这样的学者的称赞，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对多边外交没有太多经验的初来者，中国几乎从来没有肆意运用这一特权去阻挠联合国发挥正常作用。但在一些喜欢揣测的国家看来，中国的态度仿佛隔着一层“竹幕”，难以看透。

　　事实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中国的确不会轻易表态。但中国在联合国更以坚持原则著称，并往往能持之以恒，以至于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中国的反应从来就不是秘密。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早在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之后，中国就曾对安理会构成表示过不满，认为安理会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1992年，在联合国正式启动了安理会改革计划之后，中国第一次系统提出了中国对于联合国改革的立场——“联合国改革应体现民主、公正、客观合理、平衡有效的基本原则”，因此当时的中国表示赞成在时机适当的时候扩大安理会，在广大会员国普遍接受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逐步改革。

　　这段话其实已经概括中国对安理会改革的态度。自1992年至今，虽然每届联大都会就安理会改革举行专门的会议，每一次会议中国代表也都会发表意见，但是从李道豫、李肇星、秦华孙、王英凡至王光亚历五任大使，中国的态度都始终如一。

　　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在高级别名人小组的安理会改革方案出台以后，针对一波高过一波的希望在联合国60届联大完成安理会改革的具体建议，中国的表态也渐渐具体了很多，而且中国也不再回避就具体国家的希望发表看法。比如说“适当时机”就具体化为“不设时间表”。

　　对于目前最热心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莫过于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其实在2005年以前中国的表态也是一如既往。只不过在2005年的几次重要双边互访中，才程度不同地明确表达了对后三国的支持。虽然，中国很少表明对于日本的态度，但历史问题总是中日无法绕过的结。其实，日本一年以前就采取了回避中国的政策，努力营造一个形式上共进退的联盟，而中国对日本以及其他三国的态度也由此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

　　鉴于“四国联盟”的存在，并已经形成了一个框架性草案。于是，全世界都开始对中国的态度感兴趣起来。在如此具体的问题上，中国还会依然重复那些原则性表述，而避免直接发表看法吗？2005年4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以安理会轮值主席身份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就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本来是介绍安理会当月工作安排的会议，结果变成了中国对日本“入常”问题的新闻发布会。

　　在被问到日本算不算发展中国家时，王光亚笑了笑回答说，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不是发展中国家。有记者追问说，那是不是等于日本已经出局了呢？王光亚对此给予了一个令人回味的回答：“我刚才说的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所以我并没有说不是发展中国家就要出局。”

　　如果说，这种态度在许多人眼中依然模糊的话，那么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同样是王光亚说出的话却显得格外清晰，仿佛“竹幕”在一夜之间就已经被掀掉了。在一个世界瞩目的问题上，出现这样的转折，当然更让人关注。

　　6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文件强调联合国改革应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其原则和立场依然不变。

　　联合国：有碰撞才有妥协

　　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走到了一个艰难的路口。接下来要朝哪个方向走，或许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考虑。

　　而对中国来说，作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面临着恢复联合国席位34年来从未面临过的微妙局面。

　　按照联合国的相关规程，日本等国要成为常任理事国，需要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步，联合国大会2／3多数国家通过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决议；第二步，联合国大会2／3多数国家通过决议，选举日本等国为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前两步都通过，那么最后两步就涉及到修宪和批准，修改《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的决议，需要包括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大会2／3多数国家通过，并经由包括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各国议会批准。在前两个步骤当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一国一票，然而在关键的最后两步上，中国和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此时反对或不批准对《宪章》的最终修改，那么日本关于“入常”的一切计划仍将落空。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同时被中国否决的还将包括德国、巴西、印度三国“入常”的希望，以及联合国2／3多数国家改革安理会的多边意愿。

　　“日本自认为抓住了中国的这一点忧虑，所以在‘争常’的问题上完全绕开中国，不和中国接触。”不仅如此，肖刚教授还认为，日本声称的有120个国家支持它“入常”就是为了“通过多边的国际压力来试探中国的底线，最终要迫使中国作出让步”。

　　“但是越是在两难的困境中，越是要以‘进’来争取主动！”在联合国工作了三十几年的林国迥先生反复跟记者强调这一点，“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中国，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魄力，如果这个时候中国软了，那中国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威信就会损失大半，一定要硬，要强硬到底！坚持住在日本‘入常’问题上一贯的观点，才是真正对常任理事国的身份负责，才符合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在联合国，碰撞是常态，没有碰撞就没有妥协。”因此，在林国迥先生和其他一些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籍官员看来，这次中国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强硬表态，既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不得不动用否决权的局面“打预防针”，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看做是“为接下来的实质性的谈判做准备”。

　　妥协不是让步，而是尽可能地通过协商体现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强行表决协议，对日本来说也是不理智的做法，因为在它“入常”的道路上，中国永远是躲不开的决定因素。同时在另一方面，日本同样面临着来自四国联盟内部的压力。四国捆绑在一起，无非是为了在支持面上互通有无，如果日本拖了后腿，其他三国显然没有义务分担来自中国的反对力量。“所以，中国这次清楚的表态之后，进退两难的就是日本了。”林国迥先生说，“这就是碰撞创造的妥协的机会。”

　　王光亚在6月1日的表态中涉及到一个时间前提———“下周”，这似乎为中国之后的外交举措留下了余地。此外，这个“否决”实际上是“入常”第一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也并不是指在联大表决修改《宪章》的决议时动用否决权。

　　2005年6月7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称，原定在本月内提交要求安理会扩容的框架性决议草案的计划已无望准时实现，打算延期至7月之后。

　　几乎同时，日本《朝日新闻》援引日本外务省的消息来源报道说，6月3日晚上，美国国务卿赖斯打电话给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告诉他华盛顿不能支持包括日本在内的“四国联盟”5月16日提出的安理会扩大决议草案，建议四国在近期内不要向联合国提交他们的议案。与此同时，赖斯还分别向印度、德国和巴西的外交部长打电话，通报了相同的信息。日本的“入常”抱负再次遭受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