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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年06月15日09:53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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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7月开始，在北京卖菜的安徽人杜宝良每天从新发地开着小货车把菜送到真武庙，期间从未有警察拦截过他，也没人告诉他已经违法了。今年6月，他忽然接到交管部门的罚单，他有105次交通违法行为，累计应被罚款10500元。
前日，杜宝良向西城区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状，要求法院确认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西城交通支队西单队对他的行政处罚违法，并退还10500元罚款。
杜宝良古铜的脸孔上胡子拉碴，头发尽管在接受采访前梳理过，但还是有些乱，衣袖像普通的庄稼人一样卷了起来，对于自己的违章，这个憨厚的男子并不能说出太多的前因后果。昨天，他告诉本报记者，当他看到自己的违法记录时立刻傻了眼，“交通违法记录足足有5页长，要是我知道这么走是违法的，我哪敢105次违法啊！”
杜宝良：挣的钱还不够交罚款
根据交通部门的记录，他的第一起交通违法行为是2004年7月20日，105起交通违法行为都是在真武庙头条走禁行线。根据规定，每起违章处罚100元，累计罚款10500元。“我卖菜挣的钱还不够交罚款，”2003年，他用1万多元买了一辆小货车，从2004年7月开始从新发地运菜往真武庙，其间发现武庙头条西口有禁行标志，“我每天6时走到那里，看到没警察，以为没事呢。”
6月1日下午，杜宝良来到西城交通支队执法站接受处罚。据悉，杜宝良不但要接受罚款，还要重新学习交规，进行路考。
律师：禁行标志是无效标志
杜宝良的代理人王英律师告诉记者，真武庙头条西口的禁令标志是无效标志。它是圆形的，红底，标志下方有一条白色粗条杠，条杠上面是一个白色小汽车图案。这种标志在“国家标准GB5768-199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中根本没有。另外，105个处罚中有81个没有行政处罚书，没有履行“书面告知”义务，违反法定程序。他们还提出，西单队对他的行政处罚有悖于执法的原则和目的。
北京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交警此前曾与杜宝良联系，但没联系上。他承认执法中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考虑到一些公民不能及时通过网络了解违章行为。他表示将改进。
高科技执法手段存在程序漏洞
杜宝良百次违章事件引起各界关注，它甚至被称为“杜宝良现象”。105次违章处罚合理吗？这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反思？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余凌云：事件暴露“电子眼执法”不足
这一事件本身应该分为两部分看。一部分是杜宝良自身存在过错，他应该懂得作为司机应该遵守交通规则。
另外交警方面也存在问题，同一地点同一个人反复地违章多次，交警部门有义务对其进行提醒，但恰恰没有。西方一些国家比如德国规定，当司机交通违法积分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执法部门必须履行程序上的告知义务，如果执法部门没有履行告知义务，那么执法部门就是违法。
“杜宝良现象”说明，我国的高科技执法手段存在一些执法程序上的漏洞。105次违法行为均是由电子眼拍摄下来，如果不是电子眼拍摄下来，而是交警当场处罚的，那么他的违法次数绝不会达到105次。这也暴露出“电子眼执法”的不足。在新的形势下，一些新的高科技执法手段出台，会发生一些新的问题，这需要程序和立法上的不断完善。比如在相关交通法规条款中，应该在执法程序上加入一条提前通知的程序，当违法者的违法次数达到一定临界点的时候对其进行告知，尽管这样做会增加执法成本，但这是必需的，因为相对人的利益一样需要在被执法的同时得到保障。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副教授何海波：法律不应忽视被边缘化的人
这个事件中，最让人关注的事件是杜宝良105次的违章，但最让人同情的是对他来讲天价的罚款数额。这个特殊的巨额罚款事件因为和杜宝良的特殊身份联系在一起而更让人深思。新技术的应用总是会带来新的法律问题，但是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教化人，而不是为了罚款，因此，105次的巨额罚款并未起到警示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并未体现立法的精神。
另外，杜宝良每天凌晨2时起床进货，晚上9时才回去睡觉，他不会上网，连电视都很少看，更不会打一分钟3元的声讯电话来查询自己是否违章，而在生活中像杜宝良这样的驾驶人员应该不在少数。在制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时候，立法者头脑中的司机可能是一般的上班族，能够轻易地拿起电话查询，方便地上网。像他这样的人是被新技术边缘化的群体，法律不应该把他们遗忘。（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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