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他的巨幅照片被悬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他曾经达到人生的最大辉煌，也曾经默默承受了28年的黑暗岁月
他以亲身经历，对流行一时的《远东国际大审判》一书提出质疑
本报记者 吴晨光 将“杀人竞赛”者送上断头台 他们并肩站立，军刀拄地，脸上流露出日本式的微笑。他们的身后，是211名中国人的冤魂。
刊发于1937年年末东京《日日新闻》上的照片震惊了世界。“百人斩超记录！”这家日本知名媒体使用了如此标题。图片上的两名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田野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竞赛”，最终以向井杀死106人“获胜”。而田野失败的原因，是军刀 “卷了刀刃”。
1947年，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办公室。23岁的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发现了这份报纸。“当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他说，“作为中国人，惟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是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将高文彬送往东京的。1946年5月，从上海到东京的航程需要3个多小时。与高文彬同行者还有周锡卿、张培基、刘继武、郑鲁达，因英文出色，他们被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选为翻译。半年之后，脱颖而出的高文彬又担任检察官秘书。
载有两名刽子手照片的《日日新闻》，经高文彬之手传回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审理，是在远东法庭进行的；而对于亲手屠杀中国人的乙、丙级战犯，则在中国国内的不同地区接受判决。
“证据引起了中国法庭的高度重视。”高文彬回忆说，“他们通过盟军司令部，抓捕逃亡在日本的向井和田野。由于重名者很多，搜寻几乎持续了半年。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盟军看到了他们。刽子手已经脱掉军装，头裹白布，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载：尽管两人在法庭上极力推诿，但因证据确凿最终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抽完最后一支香烟，杀人者被拖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了枪决。
亲历东京审判
从担任检察官秘书到1948年7月回国，大部分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半，高文彬都会准时来到办公室，收集证据，并将那些沾满中国人血泪的证词翻译成英文。一位年轻的美国少尉也会把前一天的庭审记录送来，由这位中国检察官秘书仔细阅读、整理后装订。“每位法官或者检察官只有一份记录，但我要求提供两份。”高文彬说，“除了为向先生保管之外，我打算把另一份带给我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而在审理到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部分时，检察官秘书也会来到现场，并从雄辩而严谨的中国检察官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二战后的东京一片萧条。”高文彬说，“街头四处是小贩，为生意的不景气满面愁容。而在地铁中，年轻的女孩子会主动拉客，生活的艰苦让她们不得不放弃尊严。”
由于中国人是战胜者的身份，所以高文彬受到了很大的“礼遇”。当他在商店和日本人碰面时，他们都会回避。“如果你是弱者，他们会飞扬跋扈；一旦你强过他，他就会对你心服口服。”
高文彬住在东京七重洲旅馆，与一名美国军官同室。最初每月的报酬是250美金，当调任秘书职务后，薪水增加到300美金，生活可以过得非常舒适，当时他每月的住宿费用只需两美金，而每天的伙食费是0.4美金。
审判是在东京涩谷区的日本陆军省旧址进行的。法庭上飘扬着11个战胜国的国旗，包括中、美、苏、英、法等，而法官也来自这些国家。审讯工作从1946年5月3日开始，由检察长、美国人季楠向法庭呈递起诉状。开庭之前，先由荷枪实弹的英国宪兵将全部被告人从监狱中提出，押上军车，车窗上蒙着黑布。而当下午审理结束后，再按照原样押回监狱。
“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项罪状，主要被归结为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高文彬说，“审理共经历两年半时间，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000多件。东京审判与同一时期欧洲纽伦堡法庭对德国纳粹的审判，是《国际法》的重要发展，为《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制止侵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奠定了基础。”
尽管出庭时间不多，但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了如指掌。接近80岁的时候，他以寥寥几千字清晰地概括了远东法庭成立的背景及审理过程；又对流行一时的《远东国际大审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最为遗憾的是，我从东京带回来了两木箱庭审记录，在上交后全部失散。”抗战胜利60周年时，老人痛心地说，“很多历史就这样湮没在岁月中。”
1948年11月12日，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终于出炉。28名日本人中，7人被处极刑——包括战争的发动者东条、手中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土肥原、板垣；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检察官顾问倪征日奥等人一下子成为民族英雄，而高文彬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也因此更加著名。在赴日的十多名中国人中，70%以上是东吴毕业生。
东吴大学的义气书生
上海昆山路188号，东吴大学法学院遗址。自1915年建院，这里为中国培养了数百位学术精英，包括新中国首任国际大法官倪征日奥、小说家金庸等人。在20世纪初期，它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比较法”(这里的学生兼修英美法与大陆法，并在学习中感受两种法系的异同——编者注)学院之一。1941年，21岁的高文彬走进白色小楼，成为大一新生。
当时上海已经沦陷3年，为了避免在汪伪门下“注册”，从1941年到1945年，法学院曾3次搬迁。先是从昆山路搬入一座教堂，最后又转移到南阳路爱国女校。在颠沛流离中，高文彬学习了数十门课程——其中关于外国法律，都是全英文讲授。
“我们不敢高喊爱国口号，但没有人不痛恨侵略者。”他回忆说，“学校在昆山路时，我上学要经过位于常德路的一个日本兵营。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厌恶，我宁可绕路走。”
日本人无条件举起白旗的时候，高文彬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在当时，十之八九的国人都是文盲，可以想象到一个法学学士的珍贵。毕业纪念册上，同学对他评价道：“君神采清朗，短小精悍，雄于膂力，同窗咸戏称其有‘气功’。兄之力学精神，尤非浅浅之徒，所可望其项背。兄于英文，甚宗墨皋兰，读《约翰生传记》，不数日，即能默诵全书……”
60年前的毕业纪念册已经泛黄。2005年6月6日，82岁高龄、已经满头银发的高文彬翻开它时，眼睛里流露出飞扬的神采。他指着与他一同赴日参加东京审判、出任检察官顾问的鄂森先生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尊敬的师长。”
毕业纪念册的序言是由鄂森执笔的，“春秋朝夕，影烟暮霭。中言而发，愀然而起。当其一纵一横，舌簧如电，目耀如星，充分表现习法者应有之精神。”在另一页，有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校歌：“茫茫禹域，整顿匡扶，责任在吾徒！法制兴邦，陪材沪上，几辈已前驱！”
晚年的辉煌
1945年7月毕业后，高文彬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老闸区公所户政股股长。在拥有两年多东京审判的经历之后，检察官秘书又回到上海，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相当于今天的科长。当红旗插上这个大都市的城头，解放军接管了高文彬所在的机构，他留在这里继续服务。
没有任何征兆，无妄之灾在1952年降临到高文彬头上。受东吴大学一名被错打成“特嫌”师长的牵连，受人尊重的外交官被判8年劳改。后回原籍不被接收，在那里呆到1978年。
而邓小平的复出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1979年冬天，56岁的高文彬回到了阔别28年的上海。他身上的蓝色棉衣四处露出棉絮，手里只有一个破木箱。当他走出上海火车站时，有人把这位参加过东京审判的英雄斥为“叫化子”。
上海海运学院收留了他，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这里拥有了教授头衔，主讲国际海洋法和国际私法。“政府后来要对我的冤案进行补偿，但被我谢绝了。”他说。
1984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找到了他，他参与东京大审判那段辉煌的历史终于被写入史册。今天，老人的巨幅照片挂在纪念馆“东京审判”的栏目中，他是目前健在的惟一全程见证历史审判的人。
1991年，高文彬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被该院推荐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第一任外国专家讲师。这个法学院拥有全美第十的排名。
毕竟已经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病痛折磨着他。1992年之后，他一直在家休养，并指导着海运学院的十几名研究生。
“就在我感慨青春不再的时候，命运再次发生转折。”高文彬说，“1997年，一位名叫薛波的陌生人敲开我的家门，请我参与到《英美法大词典》的编辑工作中去。”
目前，世界上有两套法律体系并行——中国等国执行的是大陆法，而英、美等国运用的是英美法。国际交流的增多尤其是中国“入世”之后，没有此类工具书的中国法学家们举步维艰。自1993年起，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薛波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开始词典的编撰。
“解放后中国对于英美法教育的断代，让工作陷入僵局。”薛波说，“在多方求助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批东吴学者，从此，工作峰回路转。而参加过东京审判的中国人，有1／3成为词典的编审。”
高文彬所负责的，是以A、D、H为首的词条的校订。北京方面会把经过英中对译的初稿送到他的家里，而后定期把校订后的稿子取回。薛波至今保留着老先生们一字一句校对的底稿，他们的敬业会不时让这个坚强的男人泪水满面。“我的参考书是英国《牛津法律大词典》、美国《布莱克法律大词典》等6本砖头一样厚的工具书，在桌子上翻来翻去确实费力。”高文彬说。
由于词典的编辑是个人行为，薛波没有向老先生们许诺任何报酬，但这根本不妨碍工作的进展。直到2003年5月——12年的辛劳之后，这本收录了50000个词条、厚达1434 页的词典出版时，高文彬已经整整80岁。
数名老人在编辑过程中去世，而1998年的一场中风也让高文彬的精力大不如以前。词典的扉页上，记录着这些老人的名字，“这是在参与东京审判之后，我人生中第二次辉煌。”高文彬说。(参见本报2003年1月报道《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及2004年4月报道《“老兵不会死去，只会默默地消逝”》)
上海，东长治路的一个高档小区内，老人品味着他的一生。
他精神矍铄，腰板笔直，声音洪亮，但记忆有些衰退。“但有一点我永远不会淡漠，那就是日本对我们的侵略。”高文彬说，“很多时候，当我闭上眼睛，就是我所翻译的几十万字的中国人的血泪证词。历史不能被遗忘，是的，绝对不能！”
裘劭恒：说服末代皇帝出庭作证
本报记者 吴晨光 上海淮海西路的一栋居民楼中，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首任秘书裘劭恒在此隐居。
6月6日，记者敲开了裘家的大门。老先生的妻子——一位气质优雅、操着上海口音的女士——客气地谢绝了采访的要求，“他的身体不好，已经不见客了。”
93岁的年龄加之病痛的折磨，让裘先生不能像当年一样侃侃而谈东京审判的过程。只是在家中高挂的历史照片上，能感觉出60年前的神采、气度和责任感。
裘劭恒于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东吴大学法学学士的头衔。1946年，远东国际法庭组建时，作为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首任秘书，他肩负着搜寻证据的任务。
当年2月7日，向哲浚和裘劭恒一到东京，就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的战犯名单。名单中，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首领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知道这名战犯已经自杀，第三则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
国民党政府最初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是走过场，但对于采取英美诉讼程序的军事法庭，有没有证据、证据是不是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能否判定战犯罪名的唯一标准。中国方面的一纸名单，对于检察方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1946年3月到4月，向哲浚和裘劭恒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但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又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让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工作困难重重。
但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检察官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大屠杀策划者松井石根刚开始百般抵赖，但很快被检察官驳斥得哑口无言。
1946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现在法庭上，在东京引起了轰动。末代君王是国际检察局3个王牌证人之一，他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而这名关键人物是被裘劭恒说服出庭的。
“他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裘劭恒回忆说。
“裘先生工作能力强，是检察官的得力助手。”高文彬评价说。在日工作半年之后，首任检察官秘书返回上海从事律师工作，他的遗缺由翻译高文彬接任。
解放之后，裘劭恒所受到的冲击比高文彬小得多。他先于上海外语学院任教，1980年，突然接到了“火速进京”的通知。当他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到时，被告知已内定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要他与邹瑜(曾任司法部长、中华全国法学会会长)一起，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进行解答“林、江两案”的一些法律问题。不久后，特别法庭庭长江华通知裘劭恒，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任命他担任特别法庭的法律顾问。
隐退之后，他又返回上海居住。也有不少媒体走进他的生活，尤其是在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时候。这位中国检察官秘书与参与过东京审判的所有人一样，秉承着这样的态度：历史不容篡改，忘记它，就意味着背叛。
对《远东国际大审判》一书之我见
高文彬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
近年来，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恶性膨胀，许多如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分子非法登临我钓鱼岛等问题接连发生，从而激起我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和我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值此时刻，作家唐灏编著出版《远东国际大审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一书，使全国读者得以重温这段日寇侵华史实，无疑是非常适时的。
但本人作为惟一在世的曾全程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见证人，不得不严肃地指出，上述书中有不少地方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为了还历史以原来真实面貌，不误导读者，我责无旁贷地将这些谬误中的荦荦大者逐一陈述于下：
1.书中第76页谈到中国法官梅汝璈与检察官向哲浚等数人在东京上野公园内席地而坐，讨论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次序问题。我认为这一章节纯系作者杜撰胡编的，因为中国派往法庭的法官与检察官均系国内法律界的圭臬，难道他们对法官在审案过程中不能与原、被告私下接触，讨论案情这一起码守则都不懂？竟然在游客如云的公园内讨论问题，岂非怪事？
2.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在检举、控诉日寇侵华罪行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令人不解的是，书中极少提到他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而对梅汝璈法官，作者则百般赞誉，我认为一个有操守、有责任心的作家在处事方面应具有公正、坦诚和无私的心胸。
3.书中第117页及其他几处均提到梅法官在庭上拍案而起怒斥被告。事实上，在军事法庭整个审讯过程中，庭审工作全由首席法官——澳大利亚的韦伯爵士一人承担，其他法官则陪坐在旁，从不发言，如有问题，或当庭写一条条递给韦伯爵士，或于退庭后在法官议事会上提出，仅此而已，哪有其他法官在庭上拍案而起的事！？
4.书中第106页中间有这么一段：“这时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一片‘杀人犯’的怒吼声，东条英机自知罪孽深重，却故作镇静……”众所周知，日本人民过去长期受反动的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对天皇万分崇拜，不敢有半点不敬，对军队称其为皇军，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军队。试问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如此之深的日本人会怒骂东条吗？事实是每天上午开庭前，先由英国宪兵将全部被告人从监狱中提出，押上车窗都用黑布蒙上的美国军用巴士，由两辆军用吉普车前后押往法庭，下午庭审结束，再按原样将被告押回监狱。一般群众在庭外根本看不到被告，更谈不上群众对东条的怒吼叫骂。
5.书中第137页中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采用英美法律，分为立证和辩护两个阶段”，这样的提法不全对。当然，法庭的审讯是采取英美法的审理方式，但东京军事法庭的审理共分为三个阶段，即：(1)检察官综合陈述和提证；(2)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3)各被告人为个人辩护和提证。这里应指出的是，由于英美法系对审案采取的是对质制，即证据的提出是否为法官所采纳，要由双方辩护律师(东京审判原告为国际检察处)进行辩论后，由法官决定取舍，而取舍的标准是(1)证据的取样和提出是否合法，(2)证据是否可信 。正因为东京军事法庭审案采用英美法的对质制，因此被告律师利用这种审讯制度纠缠不休，以致审判进行了二年多，方告结束。
6.书中第8页末1行，“帝国饭店是时下东京惟一幸存的高层建筑”。帝国饭店不是高层建筑。它坐落在东京市区高等铁路山平线的“有乐座站”与“新桥站”之间，它面对铁路，是一幢样子怪异、形似乌龟的深褐色大楼。它地面三层地下三层，总共五层，称不上高层建筑。据称此楼系一欧洲著名建筑工程师设计建造，具有极强抗震性能，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此楼被美军征用，专供盟军高级人士及国际军事法庭各国法官及检察官住宿。中国法官梅汝璈及检察官向哲浚当时都住在那里。
7.书中第236页说到向哲浚检察官在庭审时承认当年中国军队从南京撤退时曾发生过互相火拼之事，当时我虽然不在庭上，但作为检察官的秘书，我对当天送来的英文庭审记录总要从头至尾看一遍。我从未看到庭审记录有此情节，也从未听向检察官提起这事。我在这里不禁要问作者：此事他从哪里听来，有无事实根据？
8.作者在书中提到一个叫唐铭的记者，凡梅汝璈法官有事，十之八九总有唐铭在场，而且有时还发表自己的意见，几乎成了梅法官不可或缺的助手。我在向检察官办事处工作两年多，却从未听到向检察官或倪征日奥首席顾问谈起过唐铭，甚至连梅法官的两位秘书——我的东吴前辈同学方福枢与杨寿林——与我来往中，也从未听他们提起过记者唐铭。这究竟是什么回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以上是我对《远东国际大审判》一书的个人看法，至于书中一些小的瑕庇，就不一一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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